叶秀山先生走了, 留给我们的是“纯思者”的永久形象。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利科 (P.Ricoeur) 在悼念他的挚友、法国人格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慕尼埃 (E.Mounier) 时说:“他不再回答我们的问题了……死亡的残酷在于彻底改变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字事业的活动:不仅因为它不再继续, 它终止了———就这个词的所有意义而言, 而且因为它脱离了把作者置于生者之中的交流、提问和应答的运动:从此变成了一种文字著作, 仅仅是文字的, 和它的作者的断裂完成了:从此, 它进入了唯一可能的历史, 那就是读者的历史, 即它滋养的那些生者的历史……而最没有准备进入这种关系的生者, 肯定是那些熟知并且热爱 (生前) 作者的人。”[1]这简直就是热爱和熟悉叶秀山先生的人们在面对不可改变的命运时的心境写照:叶先生的遽然远去让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历史关系的改变;他们难以相信从此再也不能与他当面交流、向他求教了, 再也不能向他倾诉“我思”过程中所产生的愉悦和疑惑了;他们也不愿相信从此只能在重读他的书时与之相遇, 而每一次重读都会再次唤醒心中的记忆, 都会再一次变成对他的祭奠, 也会再一次带来深深的哀恸。我不能说特别熟知叶先生, 但我肯定是热爱他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会想念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我这个法国哲学研习者的不吝赐教;我会心存感激地想到他以《“哲学”“活在”法国》一文对我的研究予以的理解和支持;我会想起那些轻松愉快、无拘无束而又让我获益良多的交谈, 想起叶先生在我们共同敬重的老人去世时表露出的关怀和痛心;我还会想起近些年来叶先生在我遭遇生活、命运变故时不露声色的关心和鼓励, 我至今仍感受着珍藏在心的温暖;当然, 我还会想起每次在会议、答辩或通电话之后, 叶先生常常会说:“小真, 有空来我这儿听音乐, 刘东说这是‘京城第一音响!’”每次我都说:“叶先生, 以后有空一定去!”没有“有空”, 也没有“以后”了……

 1999年, 法国哲学家利科来北京大学讲学, 期间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过一次讲座[2]。讲座结束时, 叶秀山先生与利科先生有过一次简短的对话。之后, 叶先生曾感叹说:“思想如此干净的老人!”在叶先生仙逝两个多月之后, 我在为追思他而写这篇小文时又想起了叶先生的这句话。其实, 叶先生的评论用在他自己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叶先生所说的“干净”的意义非同寻常:一方面, 它意味着思想的纯净, 而只有“纯思者”才具有这样的“干净”———这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一种思想境界;另一方面, 它又意味着一种反思的结果, 因为这种“干净”或者“纯粹状态”并非通常所说的“原始状态”或“虚无”、“乌有”, 正如许多哲人 (比如巴什拉) 所希望回归的孩童状态其实与真正的孩童时期的童心并不相同;成人经由反思重获童心和孩童状态, 这不仅要靠厚重的知识根底和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 更要依靠与生命同在的“思”, 非如此则不能获得真正的纯净。正如叶先生所说:“真正的、有内容的‘纯粹’是在经验-经历之后, 是‘后-经验’, 这里的‘后’有超越、高于的意思”[3], 它更偏重于逻辑意义, 而“纯粹”在此也是超越、高于时间的。“纯粹”是叶先生的追求, 是他的志向, 是把“思”作为生活方式的选择。《晋书·张翰传》记:“人生贵得适志, 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如果说张翰因为在洛水边见秋风引发“莼鲈之思”而毅然放弃名爵, 那么叶先生一定是因为在这纷乱动荡的功利世间对“非宗教、但有神圣性”的纯哲学的永恒思念而放弃了尘世间许多人习以为常的林林总总的欲望和诱惑……

叶秀山先生是当代中国公认的研究西方哲学的杰出专家, 更是许多人心目中传授哲学知识、指引学问之道的良师。法国哲学家纳盖在谈到法国当代希腊哲学学者皮埃尔·韦尔南 (P.Vernant) 时曾经说过:“我一生见过三种类型的杰出教师。一类令人敬而远之:讲授不容置疑的科学, 高高在上, 要求人们毫无疑义地接受他们传授的知识, 讲课结束, 立即离席而去;第二类是不容异见的教师, 他们强加自己的理论和思想, 要学生把他们的思想视为楷模, 只认这一种思想, 比如弗洛伊德;第三类是自由主义的教师, 即苏格拉底式的教师。韦尔南就属于这第三类, 他的聪明话语使我们每个听者都感到这就是我们的聪明……一个不把他的真理强加于人而让每个人都发现自己的真理的人。”[4]这一类教师是最让人向往、最难能可贵的老师, 叶先生即属此列。我非常羡慕经常围绕在叶先生周围的不同时期的学生, 他们深得叶先生的智慧真传, 在叶先生指引的纯思之路上行走, 变得越来越聪明。也许他们正在或将要成为那第三类教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 没有师从这样的哲学大家的幸运, 实乃此生一大遗憾。因此, 我虽然从教多年, 但始终保持着学生心态, 因为我知道自己已没有机会成为叶先生这样的老师的正规学生, 当然也没有机会成为这第三种类型的教师。不过, 叶先生的弟子说过:“在近五十年的哲学生涯里, 叶先生满怀虔诚地以思想为生活, 满怀敬慎地实践和守护这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这使得任何一个思想者在自己的思想道路上……能够和叶先生相遇。”[5]不能从师, 却能相遇。三十年前, 经姚介厚先生引见, 我走进了叶先生的“书房”, 有幸在我迟到的思想道路上与“以思为生命、以思为乐事”的叶先生相遇。

能够与叶先生相遇, 自以为是他的“非正宗学生”, 缘由其实是法国哲学。多年前, 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 一些法国当代哲学家的思想在国内先后受到不太公正的对待。有些人一提起法国哲学、特别是法国当代哲学, 就把它和法国的时尚文化联系起来, 认为其特点就是浪漫、异想天开、离经叛道, 甚至以此得出“法国哲学不纯粹、不是真正的哲学”的结论。而以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成就学术声名的叶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法国当代哲学, 并特别重视法国当代哲学所提出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他的法国近当代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堪称一绝, 独树一帜。之所以这样说, 首先是因为叶先生把法国哲学放在西方哲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中来思考;法国文化的最优之处在于思想, 法国哲学的强大也正是源于思想的强大, 其他诸多领域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都是思想力量所造就的成果。叶先生钟情法国当代哲学, 其实是和法国“纯思者”在学术旨趣、精神追求与个人修养上的默契和呼应, 是思想之路上的相遇。其次是因为叶先生和利科一样善意、大度、宽容地对待、理解和评价各种思想流派和学术倾向, 不带任何偏见;“干净”而又纯粹地对之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 排除一切杂质。两位学者都是同所有学科长存友谊、进行对话的哲学家, 其实这也是心中存有“大爱”才可能具有的态度。宽厚的学术气度让叶先生理性地把法国哲学和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笛卡尔“我思”哲学等西方哲思传统连接起来, 进而深入地思考和评述法国当代哲学贡献的活力和创新。他告诉我们, 法国哲学活在当代, 它的生命力依靠的是其“深厚”的哲学传统和基础;法国当代的许多哲学家都抓住哲学传统中不容易找到恰当位置的问题 (诸如身体、生命、时间、欲望、他人、伦理等) , 将其展开并发挥到极致, 进而开出一片新天地、新气象来, 从而使传统获得了一个新的面貌和方向, 新的问题也才能在传统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6]。这应该是法国当代哲学的最本质的特点。

最后是因为叶先生的“纯粹”的智慧让他能够透过被人们称作“荒诞”或“费解”的文字, 排除偏见和一切非哲学因素, 阐释和评述法国哲学家的著述。他有不少文字是为了让汉语读者易于理解那些法国的优秀哲学家而写就的。比如对于在国内外倍受争议的雅克·德里达 (慧田哲学注：他甚至在去世后还遭受无端的指责和诬蔑) , 叶先生就用纯粹的说理为之“辩护”:“德里达的书很难读……但我称他为‘隐晦哲学家’, 不仅是因为文字上的原因, 而且还有学理上的理由。我们知道, 古今有许多大哲学家的思想被认为是‘隐晦难懂’的, 但在学理上是有根据的, 在西方大概只有古代的赫拉克利特和当今的德里达两个……当然, ‘隐晦’主要是学说上的一种主张, 并不是真的不可懂, 所以, 赫拉克利特是‘可理解的’, 德里达也是‘可理解的’。”[7]叶先生用汉语明白而又顺畅地疏通了那些藏在“隐晦”之中的难解关节, 使看起来不可能理解的文字变得可理解。因此, 虽然法国哲学并非叶先生最专之领域, 但他为汉语的法国哲学研究作出了非凡贡献, 当今和以后的法国哲学研习者们会永久铭记并会永存感激:不仅仅是为他的著述, 更是为他那“志在纯粹”的精神。

台湾作家齐邦媛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期待的死亡:“我希望我死去时, 是个读书人的样子。最后一刻仍然书卷在手, 最后一刻仍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 最后一刻眉宇间仍然保持一片晴朗洁净。”这是否就是叶先生离去那一刻的形象?每念于此, 痛彻心扉, 不忍回顾。我只想再说一句:并非所有人都能够那样从容、优雅地离去;在思中生活, 这需要智慧, 更需要勇气。我想, 叶先生在另一个世界又会和那么多他熟悉和心仪的纯思者们相遇;他一定会对利科微笑, 会心地说:“我们都做到了‘活着直至死亡’ (而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 , 我们都是以‘读书人’的样子和这个世界告别的, 因为我们都是‘纯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