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底，我是从英国“逃回”国内的。22小时的航程里，我一直戴着耳机、盯着屏幕，一部接一部的看电影，直到眼泪唰唰地流个不停，不知道是过度疲累还是仅仅因为想哭而已。
刘瑜在《观念的水位》里写到，知识分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和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三十岁之前，在我有限的认知里，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知道的和我不知道的。所以，当我与我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部分世界撞了个满怀的时候，我落荒而逃。
在曼彻斯特的国际学校里，第一节课上，向来寡言的我却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General English的课堂上，Sara老师提的几个关于词汇和语法的问题被一片沉默淹没之后，出于同为老师的共情，我一一做出了解答。于是，他们记住了那个英语不错的中国女孩，Zoe。
在之后的课堂上，Sara习惯把她认为有一定难度的问题统统抛给我，出于某种后来让我感到疲惫的信任。于是，同学们私下开玩笑地叫我“girl Jason”。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戏称的含义，直到入学一周后，那个名叫Jason的瑞士男孩出现在教室里。那天，General English的课堂上，Sara把2/5的问题抛给了Jason，2/5的问题抛给了我，而对于剩下的1/5，很多同学选择了沉默。后来，我才知道，班上的同学不太喜欢Jason，或许因为Sara毫不掩饰的偏爱，或许因为Jason的聪明、阳光和不懂谦逊的张扬。当然，这种不喜欢并不会被人轻易察觉，因为Jason习惯性的缺席。
或许，意识到被Sara偏爱并非我的个性使然，同学们对我倒是甚为包容。
最后两周我在课堂上的沉默，多少让Sara和其他老师有些吃惊。幸好，在课程结束的那一周，之前的同学都已陆续回国，Sara的请假也让我不用去面对她眼神里的质疑。而我喜欢的写作老师Brain，那个内敛的英国老头秉承了英国绅士的风度，不动声色地包容了我的沉默不语，只是一如既往地在我的作文纸上画满绿色的下划线，然后给出最高的分数。
说不清是什么事情让我突然沉默，但太多无法言语的内心撼动，一点点蚕食了我说话的欲求。似乎也是从那时起我终于理解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修道士和修女们在凌晨4点的静默中抄写经文的虔诚。他们或许也在找寻某种内心的宁静与笃定。
我试图在沉默中找寻一个答案，关于那个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部分世界。
那部分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说不清楚，恰似希腊罗马神话中万神的起源——Chaos（混沌之神），一团无法看清的雾气，却是一切生命的源起。
可是，有时它也有具体的样子。例如，在课堂上讨论“环境保护”，坐在我身边的退休的巴黎设计师James让我知道，原来环保不只是口号和标语，不只是一篇篇满是论点的作文，不只是志愿者活动。相反，环保在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比如花园里的堆肥箱，房檐上自己安装的集水槽，数年不更新的衣橱······
例如，意大利某市突然坍塌的桥梁引发了意大利同学在课堂上的慷慨激昂，他们的表情和言语都在述说着与己切身相关的担忧和不满。原来，政治不止于新闻联播，政府也不是官员的集权地。不论是民主还是法制，参与政治应是公民合法的自由。刘瑜曾写过，“人之为人的尊严总要一个表达的渠道。”
例如，黑人并不是犯罪、贫穷和疾病的代言人。在我寄宿的移民社区，85%都是黑人，他们会成群站在店铺门口，有时低语有时欢笑，然后在我经过的瞬间沉默地把目光统统投向我。后来，我才意识到，当我经过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绷紧了神经，低头迅速走过。一定是我的紧张触动了他们心底长久的敏感，他们必定也是不信任我的。之后，我开始走近住在同一楼里的非洲移民，我在那条印有长颈鹿、大象、灌木但已褪色的Kanga（肯加，非洲女性穿的裹裙）上看到了非洲大草原的广袤，我在他们从事的卑微工作里看到了所有人都可能经历的艰辛，我从他们在曼城街头和各种音乐节上推着小车贩卖劣质廉价商品的身影里看到了格格不入······
例如，英国第七大城市曼彻斯特的街头随处可见的流浪汉，他们大都是年轻的男性，消瘦的身躯坐在或躺在纸板上，在英国的寒风冷雨中瑟瑟发抖。他们也是那个世界经济强国的一部分，他们代表了萧条经济下的绝望、放任欲望的堕落以及战后迫不得已的逃亡。后来，我总有这样的疑惑，“中国的乞丐去了哪里？”有人说，他们消失在中国腾飞的经济里；有人说，他们消失在城管的严打中；还有人说，他们换了更高超的骗术，遁形于浩瀚的网络世界里。
例如，不管是伦敦、利物浦还是曼彻斯特的中国城，我都没有走进去的勇气，不知道是不是那一道道色彩艳丽的雕花石门象征了某种“生人勿进”的禁忌。可是，我是中国人，不应该被归为生人之列才对。但是，在英国，我突然不知道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校园里，中国学生通常分为两种，能融入的和不能融入的。他们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能融入的中国学生是不会和其他中国学生扎堆的；而不能融入的，几乎是各成一派，有的早已习惯独来独往，有的眼里则写满了几近绝望的无所适从。我属于哪一种？或许两种都是，或许两种都不是。
在我所在的班里，有一个正在读研的中国女孩，她消瘦沉静，身上总裹着一件单薄的风衣。她表情里有刻在骨子里的傲气，但她每次落座时会像其他同学一样，随手把包扔在地上，只不过每一次动作都显得太过刻意，所以包落在地板的瞬间总会发出震慑人心的“嘭”声，即使是在铺了地毯的教室里。短短一个月，她的消瘦变成了蜡黄，她身上的风衣也裹得更紧。在她结束课程之前，她陪我去charity shop找二手书，然后我们在公园的草地上坐下，手边是一堆淘到的旧书。我们聊眼前的困顿，以及她因不适应和过大的压力，患上的轻度厌食症。那个下午，我们聊了很久，却没有谈及过往和未来。或许，我们都清楚，相知仅停留在眼前的那一刻。此外，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共识，从相识到最后的告别，我和她的交流仅限于英语。或许，那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学校里，我成了她唯一愿意走近的人。我们都在试图找到融入的位置，而她的努力总是带着近似偏执的倔强。
我曾独自走在曼城的街头，一个亚洲女孩试探性地走近我，然后小心翼翼地用中文问我是否是中国人。我点头的瞬间，她的脸上绽开了如获救星的笑容。异国遇同胞的喜悦似乎让她忘了在国内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手臂擦着手臂，一路她和我漫无目的地游走。她抱怨英国的食物、天气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语气里有某种不容置疑的笃定。我不知道是否是远渡重洋的缘故，在国内人与人之间渐行渐远的疏离在她的记忆里似乎已经模糊不清。或许，她只是在刻意否认或遗忘着什么，关于她的过去。分别时，女孩加了我的微信，她说，“明天我们一起吃午饭吧。”可是之后，我们再没有见面，因为学校的课程安排，也因为我的屡次婉拒。
在湖区小镇的某个店铺门口，我遇到了一个气急败坏的中国同学。她用中文向我警告，“不要进这家店。明明是中国人，却一直拒绝讲中文。东西贵得要死，对于同胞也没有任何折扣。”不过，我还是进去了。因为我是被小店的门面装饰吸引而来。或许因刚刚的不愉快，当看到另一张亚洲面孔走进店里的时候，店主脸上多了几分警觉。我冲她微笑，然后走到店里的其他客人当中。在一个玻璃橱柜里，我看到一副木刻的耳环，一对精巧的雏菊。我问店主女孩是否可以取出来让我看看。当我用英语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女孩脸上的警觉即刻消散。女孩把耳环放在我手里的时候，我看清了她的样子，那是一张精致的脸，表情里有几分冷傲。漂亮女孩总是被偏爱，即使冷漠，她们让人想到的只会是“冷艳孤高”，而非“故作清高”。
耳环上没有贴价码，于是我向店主询问。她说出价格后，消失的警觉再次出现在眉宇间。之前在曼城美术馆的商店里看到过几副一位当代艺术家设计的耳环，金属质地，简约利落，有一种干练的美。这一副木刻耳环相比之下做工稍显逊色，却比它们中的任何一副都贵。可是，这副轻巧得几乎如羽毛般的木制耳环触碰到我手心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了那只握着刻刀的手的温度。我想，这副耳环很适合母亲。在我神游的片刻，女孩脸上的警觉越加明显，或许她在想，当我开口还价的时候该如何拒绝。可是，我没有还价，我只是冲她微笑，“请帮我把它们包起来，谢谢。”对于这副耳环背后的用心，我不知道还什么样的价才算合适。
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不曾出现在我认知里的事情，带我走进了一座迷宫，然后我越是往前走，就越找不到方向。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失语者，突然间失去了和周遭一切交流的欲求。
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游客身份的可笑。在每天的走马观花里，我不信任自己看到或感受到的没有夹带旁观者无法避免的偏见。我厌倦了那种作为observer（观察者）无法逾越的距离感，于是，我想逃跑，想逃离那个我无法靠近的异国他乡。因为我害怕自己的一己成见，将会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泼上中伤的污迹，就像很多人曾经做过那样，就像很多人现在做的那样，就像很多人将会做的那样。
回国后，是如梦魇般纠缠不休的失眠。我知道自己的逃避并不是答案，可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视角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于是，困顿和茫然在白昼和黑夜里纠缠交结，让我分不清现实与梦境。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整夜无眠之后，我问自己，“我会不会就这样突然死去，带着永远无法纾解的困顿？”
2019年3月，我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重新踏上异国土地的机会。但这一次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以一种此后两年我都无法解释清楚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一定有这样一个身份存在，一定有某种角色可以清楚定义我的渴求。
然后，在太多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中，我边践行着对自己的承诺，边找寻那个我无法界定的身份。当不理解的声音越大，我越渴望找到它，似乎它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
在宗教里，关于明确身份，有这样的传说。
在藏地深处有一群虔诚的教徒，他们相信每一个神明皆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要找到了正确的名字，就可以证明天神的存在。可是，仅用人力去排列组合所有的可能，大概需要花费几十万年的时间才能找到答案。后来，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机器，完成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运算仅仅需要100天。然后，一百天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因为那一群信教徒真的找到了神明的名字。
当然，我不是反人类主义者，讲这个故事仅为证明，一个明确的事物自有力量。
写下这篇文章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身份，在许知远的《游荡集》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找寻了太久，初遇的欣喜之后，余下的却是沉寂的平静。不过，我依然感激，对于这个迟来的归属。
Cosmopolitan，世界主义者，乌托邦式的理想家。
后记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在我写完这篇文章的那个凌晨，我收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邮件，他们接受了我的博士申请。或许，界定清晰的身份确有某种力量。
这一次，我可以以世界主义者的身份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