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鲍鹏山

潘金莲被迫开始一段不幸的婚姻，当时的道德、风俗，还是律法，都不容许她自主选择配偶。于是，她使用砒霜。

武松面对丧兄之痛，但同样的道德、风俗、律法，都不会给他主持公道。于是，他使用刀子，杀人不眨眼。

一个英雄变成暴民，社会的安全感就此崩塌。

在已具备成文法和司法机构的社会，为什么仍有“血亲复仇”发生？这其中充满悖论。

王婆撺掇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为了做长久夫妻，这对奸夫淫妇又在王婆的点拨下，毒杀武大，毁尸灭迹，试图瞒天过海。

其实，他们本不需要如此劳心费神，因为，根本没有人管这事。眼皮子底下发生骇人听闻的命案，证据确凿，郓城县各级官府置若罔闻。

武松回来后，不到半天时间，就找到了证人——何九叔和郓哥，证物——两块酥黑的骨头，一锭十两银子，还有一张纸——写着火化日期、现场送丧人名字，马上证实：哥哥武大是被害死的。

犯罪嫌疑人也很快被锁定——嫂子潘金莲和西门庆。除了具体的作案细节，这个案子已经基本清楚了。

武松本来是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能这样想的，是相信官府并尊重官府的好百姓。能让好百姓实现这样想法的社会和官府，就是好的。

可惜，武松既没碰到好社会，又没碰到好官府，自然也就做不成好百姓了。

武松把何九叔、郓哥带到县衙门，对知县说：“小人亲兄武大被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药谋杀性命。这两个便是证见。请为民做主。”

可是，县令与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关系的，西门庆得知武松要告状，又马上给他们使了银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于是，县令和县吏对武松打起了官腔。云里雾里一通绕，核心就八个字：不准所告，不予受理。

有意思的是，武松也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大小也算是个官，担任县步兵都头，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另外，他刚刚帮知县办过一件私密的家事，也算是知县的心腹人了。

这样的人，尚且不能得到官府的公正对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那一般普通百姓境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只有忍气吞声。但是，武松偏偏不是忍气吞声的主。

说白了，他愿意告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是给官府面子，给官府做好官府、行使权力、伸张正义的机会。

他完全有力量、有其他办法为武大讨回公道，那就是他的刀。

协商不能解决的，用法。法度不能解决的，用刀。

可见，官府不作为，会带来怎样的问题：无力自己解决问题的，成了无依无靠的顺民；有力自己解决问题的，成了无法无天的暴民。

顺民是国家的累赘。暴民是国家的祸害。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既不要暴民，也不要顺民，要的是，公民。

面对知县的官腔，武松一点也不要听，也不胡搅蛮缠，立马打退堂鼓。

擅打官腔的知县大约很得意：官腔是战无不胜的，只要拿出官腔，小民一般马上就偃旗息鼓，天下马上太平。但是，他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用官腔堵住了武松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道路后，就等于放开了武松的刀。

这就是他“却又理会”的理会之法。

潘金莲是社会的底层，不幸的婚姻，冷漠的世情，都让她无力反抗。哀哀无告之后，要么，接受命运的不公；要么，不择手段改变命运。

于是，她使用砒霜。

武松要为被害死的兄长讨还公道，但无论是他供职官家，还是律法体系，都不会给他主持公道。要么，忍下这口气，让死者沉冤莫雪，让罪犯逍遥法外。要么，不择手段实现正义。

于是，他使用刀子。

潘金莲的砒霜、武松的刀，是他们犯罪的罪证，更是社会不公、官府渎职的罪证！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对复仇事件津津乐道的描写，对复仇人物热烈的情感倾注，其中隐藏着一个极深刻的社会心理——对官府、律法极大的不信任。

当法律不能主持正义时，代表着社会良心的文学必然表现出对法律的失望和鄙视。

当西门庆和潘金莲谋杀武大郎时，法律沉默，官府不作为，于是，人们不再寄希望予法律，不再信任法律，也不再遵守和维护法律。

而武松这样的强梁会自行解决问题，用个人复仇来讨得被侵犯的公道。

此前，武松并不是那么嗜血，从杀嫂开始，武松就变得杀人不眨眼了。

一个人，就这样变成了暴民。一个社会的安全感，就这样崩塌了。而这一切皆是缺少“正义的要素”。因为一个社会不光需要法律上的正义，更需要的是每个人心存正义。

因为，正义不仅关乎一个社会的走向，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走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遭受到不正义，我们每个人也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正义的人。而这一切的前提都先要取决于我们怎么认识“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