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楚男子将偷羊的父亲揭发，报官。结果，被治罪为不孝。
鲁男子为了奉养父亲而战场逃离。结果，孔子认为孝顺，于是举荐给朝廷。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和平年代，没事就找事就能治罪。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战争年代，为了保留有生力量。是不是，就真的如此呢？
第一，没有成建制的法律条文。大家都是任意刑罚的，只要是觉得不舒服的，或者不让人舒服的，都可以治罪，那么何罪不有呢？况且，由于信息的传递极为缓慢、闭塞，每一个小政府都成为一个治理者，他们拥有任意的地方行政和刑罚权。治理四方，就是蓄养四方，对地人钱粮一应所在，统统有着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
第二，只要能够为统治者说通，凡事无可无不可。只要愿意的做的，而且为统治者所乐意的，都是可以的，也不顾什么规章礼术。因为规章是君王自定的，礼术是有官员专门管理的。所以一个社会的风气，民怨，都来自简单的执政者心理心思心情。
说到这里，大概知道德治，究竟是应用于一种什么社会环境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完全依靠施政者的道德水平来行使权力，而权力的底线和边界都是为百姓所不清晰的。
这么看来，德治还是基于人治的一个体系，在建构秩序的时候，同样主张先有人，再有德。为此，法治，都不会成为首选。法治的建构更加苛刻，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