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比较文明，毕竟人家是211，它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毕业证，礼貌地跟我们握了握手，然后说：“出了校门，你们就知道什么叫作真正的北京了。”
毕业了，再也不能住着北京五环以内200一月的房子了，有些同学干脆拍拍行李，头也不回的回家了。
而我呢？我陷入了一个世纪难题：要大城市的一张床，还是小城市的一套房。
人生啊，就是要不停的选择，然后思考，到底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选择都没有为什么，就像你去挑西瓜，你对着西瓜左拍拍右拍拍，仿佛你知道那是为了什么一样。可它独一无二，不可或缺，你拍了它，你才完成了买西瓜的一个使命，没有拍过的西瓜不完整。
在我的21岁，我也不知道选择的意义是什么，但我要去完成它，于是，我选择了大城床，没错，真的只有一张床。
男人的合租房，热气腾腾，锅碗瓢盆袜子乱飞，厕所也要八个男人共享。我唯一单独拥有的，是一个不到五平方米的小隔间，里面除了一张床什么家具也没有。
大城市的天亮的格外早，五六点就马路上车灯红通通的，比太阳还早照亮熟睡的人们。
为了抢厕所，我每天五点半起床，举着牙膏牙刷往厕所奔去，看见一个男人也以同样配置站在厕所门口，仿佛在说：“呵，你还嫩了点儿。”
这个男人住在我的隔壁房，不，隔壁床。老郑，他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北漂。
“这傻冒儿让厕所水给淹了？憋死老子了。”我一直觉得，老郑一定是被生活强奸过，才会说话句句带刺。
果然，老郑跟人在某天深夜撕逼了。
“别人都唱歌挣钱，你tm唱歌就找抽！”
三毛是个歌手，他爱抱着吉他唱着诗与远方，虽然生活倒也没给他太多期望，只有每天夜里因为屋子隔音太差而被人痛骂。
老郑咣咣两脚揣在三毛的房门上，小木门咯吱咯吱地祈求老郑放一条生路。
三毛一开始倒也不理不睬，直到听到了老郑说要把他那狗日的吉他砸了，三毛蹭的一下蹿起来，哗的开开门，顺势就要扑上去给一个勾拳。
原来那几个看热闹的不冷静了，一边拦一个，局促的小出租屋，几个男人抱成两团，推推搡搡。
“要打外面打，弄坏东西你俩赔得起吗？”
屋里的男人原来是心疼自己的东西被误伤。
“好！有种你给我出来”
“谁怕谁？就你会说草泥马。”
这俩人倒也一点儿不冲动，谁也不碰谁地走到了屋子外面。屋里的男人们不拦着了，谁都自顾不暇，谁也没义务为他人负责。
人们假装沉睡时，天崩地裂也是催眠曲。
只有我，我还傻不愣登跟去外面，劝劝老郑，劝劝三毛：“都那么穷了，打坏了谁出医药费？”
这句话好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管用的不能再管用。
迫于钱，他们放弃了打架。
老郑气还没消，朝着我怼：“你一211怎么也tm这么穷，211不就是个屁？”
三毛忍了忍，还是笑出来了：“大家都那么苦逼，苦逼何苦为难苦逼。”
人与人，只有在共患难的时候最能理解彼此。老郑、我、三毛，都是这个城市的漂泊者，可是城市的夜空不只亮给属于这里的人，我们是这里的过客，但还是倔强的想要看看这城市的霓虹闪烁，想在深夜讨一杯酒，唱唱我们的人生。
那天夜里，没有了打架，我们把省下的医药费换成了几十跟烤串和六扎啤酒。
老郑说：“我啊，年轻的时候最向往大城市，我觉得大城市的屁都是香的，我还以为我能攒钱买房，再娶个城市里的美妞儿，哎对，就像隔壁桌那个，喏。”
三毛说，他要向那个作家三毛一样去全世界流浪，去头顶冒着热气儿的撒哈拉骑骆驼，去最早开启黎明的海岛潜水，边走边唱，唱给全世界听，在变换的经纬度里，仰头就是一大片银河。
而我，我不知道为什么选择来这儿，也没有想过以后会怎样。我甚至不知道第二天早上的地铁能有多挤，上司会不会扔下来一个任务就让我赶不上回家的末班车。可只有留在这里，我才能最后找到那个原因，不枉我睡过的大城床。
城市的夜很短，凌晨12点，才开始了一群落寞者的狂欢；5点，就要从被窝里爬起来面对一张张紧张忙碌的脸。
从那以后，我在这短暂的夜里越来越少看到三毛的身影。
我记得他那天晚上说，要把操蛋的生活写成歌。于是他唱着唱着，越来越多的人听，然后他真的去了好多地方唱给别人听。
他的梦想快实现了吧，是操蛋的生活让他实现的。他或许开始有点儿感激生活。
我应该不用再抢厕所了，转正加薪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一间有独立卫浴的出租房。
老郑还停留在原地，只不过话里的刺儿少了。他还是每天去烧烤摊儿，身边陪他的，变成了一位姑娘，就是那天坐在隔壁那个姑娘。
姑娘的温柔让老郑觉得，大城市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无论生活如何刁难他，都有姑娘似水的目光抚慰他。
其实没有人停留在原地，我们都是马不停蹄地向前跑。
在没有路标的街口来不及回头，每一个回忆都在时间里驻留。
有时踩在云端，花好月圆，周围都是笑脸；
有时坠入深夜，影子很长，身边空无一人。
我们跑着跑着，遇到好多人，他们笑盈盈地跟你打招呼，来不及挥手告别就走。
我还在大城市里用尽所有力气好好生活，跟每一个清晨的和煦微光早安，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路标。
文：八月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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