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50年代初。他在家中排行老二，有兄弟妹妹三个，但他很少说起他们小时候的事。我从父亲和他们几个的关系，以及他喜欢用拳头说话的脾气，猜想他的童年应该不会太美好。
他和母亲同属于69届，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插队。听母亲讲，那时候父亲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工分拿得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干活用力过猛，操之过急，中年后他的静脉曲张很严重。后来动过手术但又复发。他腰间和膝盖处的骨刺也很厉害，这些毛病怕是再也好不了了。
六年后回到上海，按说父亲应该可以顶替阿娘（奶奶），去她的厂里上班，但因为阿娘偏心，想把这个机会留给娘娘（姑姑），就没去成。后来父亲就被安排进了生产组。当时单位有个领导想叫他入党，入党是需要表现的，而父亲每天把活早早干完就回家了，和弄堂里几个小流氓一起吹吹口哨，游手好闲。据说那时候派出所要人也考虑过父亲，但因为听说他和小流氓混在一起就作罢了。母亲和我说起这些时忿忿地，可能她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当日父亲的不良习气，我们的日子怎么也会比现在好过一点。
除了一些极零星的片段，我发现自己在五岁那一晚前几乎是没有记忆的。那时候我和父母刚搬到新家不久（之前都是住在阿娘家），那是一个只有16.8平方的三层阁（80年代住房困难，上海人就利用住宅二楼空间较高及有斜屋顶的特点，在二层与屋顶之间加盖一个阁楼，这种阁楼被称为三层阁），一家人的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我在那里住了21年，而父母至今仍蜗居其中。很多当时的家具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只剩下两张床、五斗橱、玻璃橱（80年代结婚买来放装饰品兼储物的）和母亲的缝纫机了。几年前经过装修，那里已经装上马桶也可以淋浴了。在那之前一直用的痰盂，刷痰盂的小拖把都是父亲做的。一二年级时我在那台缝纫机上做作业，边做边踩下面的踏板，一不小心就把踏板踩到卡死。每次都被母亲数落，但仍乐此不疲。大床下曾经有一个我小时候洗澡用的木头澡盆，有一年暑假被我翻出好多乱七八糟的杂志……在那里，你没有自己的空间。你的痛苦、难堪、秘密都终将暴露在你最亲的人的面前，一览无遗。
80后小时候一定都听过《365夜故事》，黑色的封面，缀着五彩的星星。一天晚上趴在被窝里，父亲在旁边给我讲《365夜故事》，不记得是哪一个故事了，当时他讲得认真，我听得起劲。夜晚，昏黄的灯光，父亲入戏的讲述和女儿稚嫩的笑声，多美好的一幅画面。可能是太有意思了，我想和母亲分享我们的快乐，于是我回头对她说：“妈妈，侬听……”话说了一半，我愣住了，母亲靠着床背，面对着我和父亲坐着，眼镜的镜片反射出白冷的寒光，脸也反着光，一条条的，纷乱而模糊。我确定她没有在笑，所以她的眼泪不是因为高兴，这一幕击中了我，击中了我们。父亲草草地结束了故事，他的脸沉着，母亲因为被打断了哭泣，只好将眼泪抹去。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不解和紧张中躺平。灯关了。关掉了母亲的眼泪，父亲的沉郁还有我戛然而止的快乐。
至今我都不知道那晚母亲哭泣的原因，隐约记得，第二天早上问眼睛红肿的母亲为什么，她没有回答。父亲知道原因吗？几天后他们争吵时我听到父亲说：“格侬为啥哭，侬哭啥物事！”五岁的我站在床边，看着他们。没多久母亲就生病住院了，我在阿娘家住了几个月。当时父亲的单位离阿娘家不远，他应该经常来看我，但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记得那些在阿娘家受的委屈。
母亲因为生病，再也没有上过班。90年我开始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个让人操心的孩子。一年级开学第一天就被老师留了下来。数学老师还曾把我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旁边画着大叉，学习成绩可想而知。面对我的种种劣迹，父亲采取的是棍棒教育。有一次眼看着又一顿“竹笋烤肉”（小孩子挨揍的一种说法）在即，我竟对父亲说：“爸爸，侬打我伐。”结果因为这句话，父亲没有打我。他好像很高兴，觉得这是我知错的表现。面对这意外的收获，我不知所措，但少挨一顿打总是好的。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父亲，还有当时的自己，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
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英美文学课老师讲莎士比亚。“悲剧是什么，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在你面前撕得粉碎!"讲台上胖胖的女老师边说边比划着动作。当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父亲，是他，让我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悲剧。
那一年我八岁。有一天放学做值日生，扫地前把小朋友的椅子都翻到课桌上，突然我看到地上有一个粉红色的东西，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卷小小的透明胶带，因为最里面是一个粉红色的圈，所以整个呈粉红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胶带，觉得它可爱极了，那么小巧，还粉粉的。当时也想过肯定是班上哪位同学掉的，但它实在太美好，我实在太喜欢它了，就把它放到了口袋里。回家后，我爱不释手地把玩着那卷胶带，留心不让父母看见，否则他们肯定会质问我。但后来还是被父亲发现了，我不记得当时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只记得父亲坐在桌子旁，手上拿着胶带，我站在他面前，微微低着头，眼睛没有离开胶带，心里想着父亲会如何处置它，教训完以后还给我？还是没收了？父亲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这种东西不要捡，你想要，就跟爸爸说，我给你买。”我点点头，就在我以为他要把胶带还给我或者起身拿走它的时候，他找到胶带的起口，“嘶——”地一声把它拉开了，紧接着第二下，然后第三下，小小的胶带在他的手中不停地被拉扯着，“嘶拉——嘶啦——”
如果当年我再大一点，一定会马上跳将起来哭喊：“不——不——”但是当时我太小了，我喊不出来。只惊悚地看着那卷漂亮的粉红色胶带在父亲的手中跳跃着，翻飞着，越来越小……后来我终于哭了起来，除了哭我还能做什么。可能在父亲，这件事就已经结束了，所以面对我突如其来的哭泣父亲很不耐烦，他呵斥我，还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那卷粉红色的胶带就这样撕毁在父亲的手中。后来我没让父亲给我买过胶带。他不知道那卷粉红色胶带被他撕毁的时候，我有多害怕，多痛！
有一年过年，我和母亲一起到她的一个朋友家做客，朋友家有个姐姐。姐姐的桌上有一副塑料的贝壳状的耳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耳夹，觉得它们既新鲜又漂亮。在姐姐的同意下我把它们戴上，照着镜子，觉得自己美极了。到了晚上回家前，没有人想起那副耳环，除了我。我知道应该把它们留下，它们是姐姐的，但是我真的太喜欢了，到底偷偷地把它们带回了家。后来还是被父母发现了，我不记得当时父亲有没有打我，只记得他瞪着眼睛狠狠地教训我，不停地重复着“偷”字，我既羞愧又难过。最后父亲让我写保证书，保证以后绝不再犯。我读着保证书，就像一个罪犯在做判决前的忏悔……父亲把我的保证书折好，左手拿着，右手的食指着我的鼻子说：“这份保证书我帮你留着，希望你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咯嘚”一声——我的“罪证”被父亲锁进了抽屉。自此，我成了一个有前科的人。整个小学阶段，我隐约觉得自己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小偷，只要一看到美好的事物，他便会兴风作浪起来。而我，要克制住他的蠢蠢欲动，警告自己不能一错再错……至今我的“罪证”仍躺在父亲的抽屉里，那可能是关于我的成长，父亲唯一收藏着的东西。
父母插队归来都已年近30。那个年代的结合说是因为爱多少有点可笑，但像他们这样吵了一辈子的应该不多。他们的吵，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和褚琴那种，而是真的怒目相向，口不择言。而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站到了母亲这边，大概觉得母亲是弱者吧，虽然她也常打骂我。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曾想过离婚。那段时间居委会的阿姨经常出入我家，通常母亲会把我支开，叫我到楼下一个老爷爷家去做作业。但当时我已经知道父母要离婚了，就像电视剧里放的那样，父母从此分开住，孩子跟着其中一个。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天晚上，大伯和叔叔都来了，堂姐和堂弟也来了，我们三个待在大伯的车子里，堂姐问我：“侬会跟啥宁（你会跟谁）？”我说我跟妈妈，毫不犹疑地，当时的我根本没想过父亲会怎么样。
那天晚上他们谈到很晚，大伯和叔叔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车里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大伯又来了，这一次他没有上来，而是把父亲叫了出去。中午，父亲回来了。我偷偷地看他。快要吃午饭了，但他却默默地铺开了被子，睡了进去。在那间16.8平方的屋子里，母亲准备着午饭，我坐在写字台前做作业，而父亲，在哭。他把整个头蒙在被窝里，一开始只是“呜呜呜”，后来索性放声大哭起来，虽然隔着被子，但我确定他在放声大哭。我看着那不停颤抖的被子，被面是大红缎子金黄丝线的龙凤呈祥，那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买的，现在他们要离婚了。我理解此刻的父亲，他是为他失败的婚姻而哭，更是为这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委屈而哭——来自阿娘的、兄弟的、妹妹的、母亲的，还有我的！父亲一定知道我的想法，我会跟母亲，而这意味着我对他的放弃……
换做别的小姑娘可能也会哭起来吧，但我没有，连酸楚都没有。那年我11岁，惊讶于一个男人的哭泣，而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起来了，红肿的脸。
父亲和母亲最后还是没有离婚。长大后我才知道，离婚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太难。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将失去，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妥协的了。尊严和屋檐，他们到底还是选择了后者。
上初中后，由于我的成绩不错，父母脸上也有了些喜色。我已习惯了他们的争吵，可以在他们的你来我往中安静地吃自己的饭，有时也会大喝一声：“㑚再吵吾就走了！”走下楼梯几步，他们就停止了。偶尔也会陪母亲流眼泪，第二天又是另外一天。初三的时候晚上补习，都是父亲骑脚踏车来接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晚风，父亲鼓起的夹克外套。我看到他发际线左侧一撮迎风摇摆的黑白相杂的头发。父亲老了，但他还在勉力维持着这个家。母亲因为生病，长期病假在家，收入微薄。父亲的原单位倒了，公司给他一个小小的门面，让他自己做，做不下去就关门回家。有一次他在前面跟我说：“门面前头有只车站，生意应该还可以。吾算过了，一个月3500没问题额，把公司2000，吾就好拿到1500。生意好还可以再多点，日子就更加好过了。”父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自行车也踩得更用力了。
小店的生意并没有像父亲想象的那么好，只能勉强维持父亲和另外一个店员的生计。偶尔生意好些，他会叫几个菜到店里，中午和隔壁几家小店的人一起吃。有时候他发烟发酒出手大方，他们会叫他“杨老板”，父亲每次说起都笑呵呵的。
上高中后，一面青春期，一面学习压力大，母亲又喜欢管束我，我开始和她吵架，和母亲吵完架，通常后面两天我就不说话，让她去碎碎叨叨。我发现之所以父亲会那么频繁地和母亲吵架，母亲也有很大问题。她说话刻薄，而且不停叨念，一直叨念，直到你受不了了爆发争吵。她叨念父亲，有时候我听不下去了，会帮父亲说几句。但换作她叨念我，父亲就很少说话。是不是他怕母亲会迁怒于他呢？碰上他也觉得我不对时，还会帮着母亲一起说我。我郁闷极了，为什么别的父亲都护着女儿而我的父亲在落进下石呢？我悲哀着，也愤怒着。
高三那一年，是我们全家压力最大的一年。如何排遣这种压力——争吵，这好像是我们家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父亲和母亲，我和母亲，我和父亲，好像每一天都在争吵中度过。原来吵架也是会熟练的。争吵中你的语速越来越快，用词越来越激烈伤人，对方的痛点、软肋你越来越清楚，于是一击即中，刀刀见血！大学的时候，和一个以前喜欢过的男生在MSN（当时流行的一个聊天工具）上聊天。可能和他斗了几次嘴吧，有一次他说，论吵架你恐怕鲜有对手了。我呆在那里，最后回了一堆笑脸给他。
这么多年，我始终和母亲站在一边，虽然很多事她也有错，但她毕竟是个可怜的女人。所以和母亲吵架我多少会控制自己，经常是边吵边哭，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但对父亲，我就像个炸起全身刺的刺猬，向他进攻。我们恶言相向，用最难听的话来伤害对方。虽然一直是我在哭，但我知道，我没有输。我成功打击了父亲，让他的心流泪，流血。大吵过后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晚饭时分，每当楼梯上响起父亲的脚步声，我就会焦灼起来，要如何面对，要如何启口“爸爸”二字，要如何在这沉闷的空气中共同呼吸。父亲又何尝不是呢，原本就沉重的脚步声又生出了几分迟疑，他也在想如何面对我吧，如何面对这个离得那么近却又那么远的女儿。那时候我一味地轻视父亲，怨憎父亲，却忘了他也是个可怜的男人啊。
高中时父亲每个月会给我零用钱，一开始50，后来到100，甚至100多。对于父亲这种突然示好的行为，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别扭，但因为和同学在一起有时候也需要花销就接受了。从父亲手中接过钱时我是矛盾的，一方面父亲赚得不多，另一方面我是那个和他撕破脸皮大吵大闹的女儿啊，我还有什么脸拿他的钱？有时候他这个月没给我，会下个月一起给。可能父亲觉得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和义务，那我这个女儿尽到做女儿的责任了吗，如果没有，又凭什么享受义务呢？我觉得自己卑劣极了。
我上大学的几年应该是家里最安静的几年，父母仍旧吵，但那已经是常态了。我和母亲还有些交流，但和父亲，都不记得那几年有和他说过什么。是不是高三那一年我们把感情都吵散了，又或者我们真的无话可说。每次听到或是看到别的父女和睦甚至亲热地相处，我总是一边羡慕着一边难过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父亲渐行渐远的呢，初中，小学，还是更早？我知道这种疏远一定有母亲的关系在里面，但是没有选择也无法重来，可能这都是命运吧。
父亲的店后来还是关门了。叔叔的大舅子当时正好在我家附近做五金生意，于是让父亲过去帮忙。几年后因为他暴躁的脾气，又弄得不欢而散。由于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开始在家帮我带孩子，我又不得不和他朝夕相对了。年纪大了之后，父亲的脾气越发乖戾，有时候还没和他说上几句，便争吵起来。久而久之，这成了我们的相处模式。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跟他说话，挂电话时我会特地在“再会”前面加上“爸爸”，可笑吗，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啊，怎么会这样战战兢兢呢。
自我上初中起，父亲就无数次地对我说过：“等侬大了，吾要把㑚娘额的事体侪告诉侬。”我大概知道他说的事情。然而我上大学了，我结婚了，我为人母了，父亲始终没有告诉我，直到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有一天吃完饭，我准备带孩子回家，父亲提出送我们。走在马路上他突然说：“现在侬长大了，吾可以把㑚娘额的事体侪告诉侬了。”他说和母亲的结合，婚后的日子，两人的种种。我低头听着一言不发。我们都没有放慢脚步，有时他的手会配合语言划拉一下。
那年父亲已经62岁，听得出来，这些事情像毒蛇一样已经在他心中盘踞了将近三十年。它们啃咬着他，蛊惑着他，侵蚀着他，让他无法去爱，去原谅，去遗忘。父亲还是说出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但那些都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他的揣测？臆想？我又该向谁求证？母亲吗？还是那个人（也是一位长辈）？我在冲动之下打电话给那位长辈。他没有接。第二天他打给我，我说没事了。我还是问不出口。冷静下来后我想了很多。父亲到底想表达什么——事情的真相？母亲的真面目？他希望我有什么反应呢？他为什么要在那天把这些告诉我呢？就像一个人突然转身跟你说：“接着！”然后完全不顾你的状态，便将一大包重物扔到你的手上……我承受着这突如其来的分量，错愕又迷茫。
孩子上学后，父母住在附近租的房子里。周末他们会轮流回那个16.8平方的家休息。那天吃完午饭，父亲和孩子就下楼了。因为和母亲说话我晚了几步。跑到楼底只见孩子不见父亲，便问他们：“外公呢。”他们说：“外公已经走了。”我以为父亲会等我，和我们一起走到车站，我和两个孩子可以送送他。他应该知道我马上就会下来的，但他还是先走了。我和孩子走出小区，看见父亲在马路斜对面。如果硬要追也追得上，但是我没有。
我望着不远处的父亲——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那是他60岁生日时我给他买的。背着一个不知道谁给的宝蓝色双肩包，右手拉着一个小型的行李箱。因为这几年膝盖上的骨刺越发厉害，他走得很慢。我和孩子也穿过马路了，走在父亲的后面，他并不知道。我看着前方那个缓慢前进的背影。春风吹过，我又看到他发际线左侧那撮迎风摇摆的头发，它们已全部变成了白色。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膝盖处的疼痛，他的右腿一甩一甩的，有点跛的样子。此刻的父亲在想什么？他孤单吗？这辈子一天天一年年的，他幸福过吗？我的眼泪下来了。
我突然想到了那个365夜故事，如果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哭泣，父亲好好地把故事讲完，今天的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那场粉红胶带的悲剧，没有那份保证书，我们父女是不是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如果……太多如果了，但是没有如果！一切都太晚了，回不去了！
我和父亲仍在勉强地相处，为着这层无法改变的血缘，为了下一代。可能这一生我们都无法在对方身上得到幸福，但，还是要一起走完。就像相亲相爱的父女是父女，彼此伤害的父女也是父女！等到父亲再也骑不动自行车，再也走不动的时候，我会推着他，慢慢走，一脚一脚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