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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廿二史札记》卷9-14
沈约於齐永明五年（武帝）奉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案其自序而细推之，知约书多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者也。
凡遇朝廷过举，无一不深为之讳，皆徐爰旧书也。约作宋书於齐朝，可无所讳；爰作宋书於宋朝，自不得不讳，讳之於本纪，而散见其事於列传，当日国史体例本如是。沈约急於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耳。
又如明帝诸子传：随阳王翽、新兴王嵩，皆先书「元徽四年，年六岁。」下书「齐受禅，以谋反，赐死。」元徽四年至昇明三年，齐受禅仅三阅岁，则翽等仅九岁耳，九岁之人，岂能谋反？而曰「以谋反，赐死。」则齐之戕及亡国之童稚，不言可知也
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
子显修书在梁武时，其叙（齐）郁林失德之处，不过六、七百字，叙（齐）东昏无道之处，则二千余字，甚东昏之恶，正以见梁武之兵以义举，此又作史之微意也。
古未有子孙为祖父作正史者，独子显为祖作本纪，为父豫章王作传，故於豫章传，铺张至九千余字，虽过於繁冗，然亦不失为显扬之孝思也。惟豫章乃高帝第二子，则应入高帝诸子传内，与临川王映等同卷，乃以临川等为高祖十二王，编在三十五卷，而豫章则另为一卷，编在二十二卷，与文惠太子相次，以见豫章之不同诸子，此则苟欲尊其父而於义无当也。
昭明太子以其母丁贵嫔薨，武帝葬贵嫔，地不利於长子，昭明听墓工言，埋蜡鹅等物以厌之。後事发，昭明以忧惧而死。
昭明有五子：豫章王欢、河东王誉、岳阳王察、武昌王敕、义阳王鉴，武帝以昭明薨，不立其子继统，故各封大郡以慰其心。今梁书欢等皆无传，惟誉有传，而与武陵王纪同卷。此必元帝时国史，纪与誉皆称兵抗元帝者，故同入於叛逆内也。
武帝即位，追尊其父顺之为文皇帝，母张氏为献皇后。於是皇后传内，首列张后。然顺之官职事蹟已叙入武帝纪，未尝另作纪传，则张后生武帝有菖蒲花之祥，亦即叙於武帝纪可矣，乃特立一传，於诸后之首，是妻有传而夫无传，殊非史法。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鑪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愈，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
南北八朝史，宋书成於齐，齐书成於梁，魏书成於北齐，其余各史皆唐初修成。然虽成於唐初，而天下实未尝行也。
非有大力者不能备之。惟南北史卷帙稍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世人所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若无镂板之法，各正史盖已一部不存矣！
古来荒乱之君，何代蔑有？然未有如江左宋齐两朝之多者。宋武以雄杰得天下，仅三年而即有义符。文帝元嘉三十年，号称治平，而末有元凶劭之悖逆。孝武仅八年而有子业。明帝亦八年而有昱。齐高武父子仅十五年而有昭业。明帝五年而有宝卷。统计八、九十年中，童昏狂暴接踵继出，盖劫运之中，天方长乱，创业者不永年，继体者必败德。是以一朝甫兴，不转盼而辄覆灭，此固气运使然也。
宋武起自乡豪，以诈力得天下，其於家庭之教，固未暇及也，是以宫闱之乱，无复伦理。
前废帝尝梦其母王太后谓之曰「汝不孝不仁，本无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运祚所及。」孝武险虐灭道，怨结神人，儿子虽多，并无天命，是冥冥中固有鋻观不爽者。孝武既以多杀文帝子而绝嗣，明帝又以多杀孝武子而其子亡国殒身，无复孑遗，真所谓自作之孽也！
魏收仕於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高洋），故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
高欢起兵讨尔朱氏，废节闵而立平阳王修，是为孝武帝。未几，帝与欢不协，乃西迁关中依宇文泰，欢别立清河王亶子善见为帝，是为东魏，而孝武为西魏。
而范书中有荀彧一传，彧出仕即参曹操军事，始终为其谋主，佐成大业，则听其传於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汉朝，阻魏九锡，特入於汉臣内，此又作史者於限断之中，寓变通之例。
按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於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实内禅之始，然未有太上之称，故不列也。他如晋司马伦迁惠帝於金墉城，号曰太上皇。唐高祖立隋代王侑，尊炀帝为太上皇。此皆僭乱革易时事，名同而实异，更不可列入内禅之内也。
北朝诸君固无足道，唐、宋则名分典礼各着称史册。然洪容斋谓「唐四君：顺宗以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兄弟；明皇幸蜀，太子擅立；惟睿宗传位，发於诚心，然至先天二年，太平公主被诛之明日，始尽行归政，则犹有不得已者。惟宋高、孝两朝，为千古所未有云。」此固确论也。然南宋国仅偏安，嗣君又非亲子，究不得为大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