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
恰如汤因比所述，但凡触及近现代史上国家的形成解读，必会将东西方文化发展加以比较，把帝国和民族国家加以对立，以此来相互研究、对比，并强调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西方国家的形成大多建立在政权、等级以及扩张与侵略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自认为民主的思想和制度体系，而现代民族则延续千百年来遗留下的族群特征及独特的文化传统来构建一种平等的制度。
从世界历史大事件的时间点来看，现代中国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故我们对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这么强大，又是从何而来，在西方制度的影响下如何建立了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探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之《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中李怀印教授称：本书始终以西方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参照，观察外部各种力量的冲击与内部各种因素的交相作用，如何决定中国的国家转型在各阶段的走向和发展，从而识别国家形成的中国道路。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往会以主观的意向来研究本国的历史，而缺乏宏观意识上的研究路径，想要了解大视野下的中国历史，还需要我们从全球宏观历史的角度来解读，从大历史路径的视角下看中国，作者也将在本书中聚焦地缘政治、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因素，全面论述1600年至1949年间现代中国形成的全过程，在全球历史下窥见现代中国形成的主要脉络。
从古至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统一的周期性，即便经历了数个强大的朝代仍保持着大一统的文化体系，自清朝取代汉人江山后，内地与边疆两套不同治理体系的整合与治理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中原王朝的鲜明的复合性，地方拥有其自主治理权限，但其政权与制度仍高度集权于中央。
在十九世纪，清朝面临西方国家与日本威胁遂改变地缘政治战略的方向，以海防为主改变战略优先目标。在财政方面则从中央集权转向各地自主的新体制，逐渐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变。晚清时代的一统性与和平理念为此后的现代中国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致使中国并未像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一般以扩张为其生存的方式而形成多个拥有主权的小国，由此也表明了清朝作为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与现代主权国家之间有着一定的兼容性和连续性。
作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捕捉到中国近代政权走向统一和集中的不同路径，在全球史视角下解析现代中国形成的发展脉络，以丰富而详实的史料论证现代中国的形成是由不同的历史遗产叠层累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作者所述：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