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中有一章是讲自我修养的，让我印象非常地深刻。中国的修行的方法主要是在寺庙中进行的，进行斋戒，远离俗世的纷纷扰扰，过着一种禁欲的生活，来达到自我修养的目的。美国的我修养强调一个人若是在自己生活中找到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在必要时就会锻炼自己以求达到自己选择的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取决于他的理想、良心或维伯论所谓的“职业本能”，为了当足球运动员，他可以接受严格的纪律，为了成为一个音乐家或为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他的良心使他弃绝厌恶和轻率。日本进行自我修养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培养能力，另一种是圆熟。即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顾健康是否允许，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来发扬日本精神。
美国人关于训练的理论是，男女自幼都需经过训练社会化，不论这种训练是外部强加的，还是反映到内部形成意识的训练，也不论是主动接受的，或者是由权威强加的。训练是一种压抑，被训练者对其愿望受到限制是不满的。他必须做出牺牲，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反抗情绪。在美国，长大就意味着摆脱了食品上的压抑。大人就可以吃可口的食物，而用不着讲是否对身体是否有益。凡属美国人认为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事，在其他文化中国都被看作是相互交换。它或者被看作是投资，以后会得到回报，或者是对以前手志于人的等值补偿。在这类国度里，甚至父子关系也是这样。父亲对于儿子在幼年的照顾，儿子应在父亲的晚年或身后回报。每一件事务上的关系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往往要求保证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对双方有利，谁也不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潜在于"就当已死地活着”的态度。人在这种状态中就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也消除了一切恐惧和戒心。他已经是死人了，也就是说无须再为行为恰当而思虑了。死者不用再报恩了，他们自由了因此，“我要就当已死地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最终摆脱一切冲突和矛盾，意味着：“我的活动力和注意力不受 任何束缚，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观我及其恐惧的重荷已经不再横隔于我和我的奋斗目标之间了。过去在我奋力追求时，一直烦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倾向也随之消失。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