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彼柏舟，在彼河中。
髯(dàn，头发下垂)彼两髦(máo，头发齐眉分两边)，实维我仪（配偶）。
之（到）死矢（誓）靡他（无他心）。
母也天只（语气助词），不谅（相信）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
髯彼两髦，实维我特（配偶）。
之死矢靡慝(tè，邪恶，这里指变心)。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轻摇柏舟，河中慢行。那个垂髫少年，是我心仪的恋人。我誓死无他求。母亲啊天啊，为何不体谅我？
轻摇柏舟，河边慢行。那个垂髫少年，是我心中的伴侣。我誓死不变心。母亲啊天啊，为何不体谅我？
诗中的“两髦”，指男子未行成年行冠礼前的打扮：头发齐眉，分向两边。说明未成年。姑娘心中恋着那位垂髫少年，但母亲却为她包办了另一个男人。她不高兴，但母命难违，就独自驾着柏舟排遣郁闷。可见，这是一个追求自由恋爱并忠于爱情的姑娘。
《毛诗序》认为此诗是庄姜“自誓”之作，卫庄公早死，庄姜守义。父母想要她改嫁，她誓死不从，作诗以自誓。朱熹《诗集传》也说此诗表达“虽至於死，誓无他心”的忠贞。
余冠英《诗经选》则认为诗歌表明女子已有相好，“誓死不改变主意”。
《诗经》的时代，男女还有一定的恋爱自由，但同时婚姻已不能自主，如《齐风·南山》所说：“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父母、礼教和社会舆论都在干预男女的婚姻。诗中女子要自行择媚，却受到母亲的制约。她已有心上人，当然对包办的婚姻有抵触，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只是她一个弱女子，最终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庄姜贵为公主，婚后不幸福，没有生育。丈夫卫庄公不久又死去，父母亲友想要她改嫁，她拒绝了，坚持为丈夫守寡。可见庄姜是爱丈夫的，而且有情有义。当时的礼教不太严，但她却选择守寡，说明主要是她忠贞的爱情观念在起作用。她长守寂寞，当然苦了，但她但却得到广泛的赞誉。卫国人赞其美，更赞其贞。庄姜的贞洁形象与后来的宣姜的淫荡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都说“郑卫之风”淫荡不堪，但还不失庄姜这样的好女子。
任何时候，爱我所爱的女子都是好女子。女子本是弱者，婚姻对女人的命运更起决定作用，如果女人在爱情和婚姻上完全被动，那命运注定可悲。所以，自古以来，勇于向包办婚姻说“不”的女子，心中都装着可贵的自由精神。而那些坚持真爱，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子，更显得如白莲花一样圣洁。《国风》之后封建社会，礼教森严，更提倡贞洁烈妇，这固然出于维护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目的，扼杀人性，但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对女人人品修养提出高要求，以防因女人不贞不洁导致的家庭悲剧和伦理混乱。或者可以这么说，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因为门当户对，更客观实际，可减少夫妻激烈的冲突，更符合婚姻的契约精神。毕竟父母不会伤害子女，婚姻也没有爱情那么单纯。但是，如果包办婚姻以拆散一对有情人为代价，那么这种包办就是一种罪恶，造成两个人的悲剧。
如果没有爱情，那么忠贞无异于自欺欺人；如果有爱情，忠贞是自然面然的自我要求。
包办婚姻最可恶的是剥夺人的恋爱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对女人提出的“三从四德”，给女人加上了束缚一生的紧箍咒。很多女人在不幸的婚姻里生儿育女，敬侍公婆，耗尽一生。这是可悲的。
父母最大的罪过，就是为儿女包办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幸福是人生的本质追求，如果没有幸福，婚姻就成了困死人的牢笼。这婚姻还有什么意义？难道只为一种世俗的权力或利益的平衡吗？世上的很多婚姻就是这么不幸，被卷入一种交易，爱情为利益让道，实在是一种罪恶。
按理说父母都是过来人，该明白不幸婚姻的痛苦，那为什么有些父母还要让儿女进这火坑呢？或许在他们看来，人活着，有一口好饭吃比幸福更加现实可靠；或许在他们心里，已经不相信爱情，或者爱情已经死去。所以他们无视正处在恋爱季节的儿女的真感情。我想，这些父母，要么是没有尝过爱情滋味的大俗物，要么就是对爱情失望的伤心人。
爱情的本质是自由的、人性的，任何对自由的伤害，都是一种罪过。封建社会认为自由恋爱伤风败俗，婚姻要媒妁之言，父母为命，导致婚姻的不幸，个性的泯灭。但自由何曾离开过真爱呢？在古代的小说戏剧中，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不都是对自由恋爱的呼唤吗？为什么它们在民间那么有市场？因为追求幸福是人生的最本质需求。只是神圣的爱情，往往被现实的丑陋所压倒，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或许，正因为真爱难得，可遇不可求，人们才到虚拟世界去寻找满足吧！
（选自《国风的现代启示》一书，版权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