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利经济学
追踪福利经济学的思想脉络，可寻觅到人类自古以来就产生的“大同”思想。在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就有“天下为公”的记载。在西方，也有“大同”社会的等名词——由英国人托马斯·莫尔首开先河使用的“乌托邦”。至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运行规律的研究中，得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地占用其他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从而产生人剥削人的社会。而只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度后，实现共同地占有、共同地生产、共同地消费，才能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他们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人类实现理想世界找到了一条坦途，至今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然而，以上阐述的废除私有制从而实行大同世界的观点，仅仅把思考的目光注视在人类社会组织的内部，注视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如果仅从要求人人平等的角度看待大同世界的实施，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源最优配置——排除在外，就产生了失误的起源。因为，整个人类生存过程中，并不仅仅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还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外部关系。
西方经济学者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既进了一步，也退了一步。进了一步的是，它们考虑到了人与自然之间依存关系，从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最优分配着眼，提出了福利经济学的观点。退了一步是，他们并不想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从保留私有制的基础出发，思考福利经济。
既然是福利经济，就需要提出一些目标体系。按照实际经济运行是贴近于它和贴近的程度，还是背离了它和背离的幅度，来判断经济运行的好坏。
最一般地，人们提出一个经济体制应该具备两大社会目标。
１．最大的选择自由。
选择自由主要是指：个人有权自由选择职业，自由提供生产要素，自由经营企业，自由买卖产品，自由安排工作和休闲时间等等。
２．最高的经济效率。
在既定的生产资源、生产技术和消费者意愿偏好下，通过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达到最高的产品生产效率；然后通过各种途径，即：自愿交换或者收入转移，让既得产品于消费中，提供给人以尽可能多的效用满足，从而获得最高的产品消费效率。
福利经济学从提出至今，大致走过了三个里程碑。
第一段路程是庇古的经济福利学，称为旧福利经济学。它包含着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国民生产纯产值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第二，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平等，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
从第一个命题中，他引申出了经济外部效应的得失分析。强调对于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厂商或部门，应该由国家出面，通过税收政策加以校正。而对于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厂家和部门，国家应该通过补贴政策加以扶植和鼓励。
在第二个命题中，他引申出了平均分配的概念。由于消费时产品边际效用递减，通过累进税收政策将本应由富人享用的、具有较低边际效用的消费品，转移给穷人消费（同一消费产品，穷人的边际效用比富人较高）。这样，在一个恒定的产品数量下，产品的分配越是平均，社会福利总量就越大。
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帕累托最优状态命名的新福利经济学。由于人们消费中的基数效用分析被序数效用分析所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效用无法进行比较，所以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灭亡。新福利经济学认为，经济应该研究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他们主张在既定的收入分配形式下，研究经济效率的最优状态。
他们提出的福利最大状态实质是效率最大状态，表述如下：在既定收入分配下，如对现状进行的改变，使得至少有一个人的福利增进了，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得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减少了，这种改变就不利；但是，如果使得一些人的福利增进的同时，而使得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就不能说这种改变一定有利或者不利，然而就是在此时，却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因此，所谓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经济处于某种状态时，任何一种改变，当使得一个人的境况变好的同时，必然使得别人的境况变坏，或者反过来，如果不减少别人的效用，便无法增加某个人的效用。这时的状态就是福利最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经济学家们通过严格的推理证明，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如果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满足，生产者追求最多利润获得，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最大收入，加上没有经济外部效应，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第三个里程碑，是以伯格森、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派。社会福利函数派认为，因为不同的收入分配会对消费和生产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福利经济学不应该排除收入分配问题。他们指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只解决了经济效率问题，没有解决合理分配问题。如果一个人独霸全世界的山河土地，仍会存在着相应的一个帕累托最优状态。他们认为，经济效率仅是社会福利最大的必要条件，而合理分配产品收入是社会福利最大的充分条件，只在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惟一最优状态。
为此，他们殚思极虑地寻找社会福利函数。他们以政治投票与货币投票具有相似特征出发，提出用政治投票的方式构建起社会福利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