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皆有病》——我们与恶到底有没有距离？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观感（含少量剧透）
患有精神疾病的凶手杀人，到底应不应该执行死刑，或者是怎样执行死刑？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论题。从法律层面看，现代刑法判定一个人有罪要求主客观的统一，其不具备判定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对其的惩罚不具备法价值；而从道德层面上看，杀人而不偿命到底让舆论大众意难平，即便偿了命，无辜的生命却再也回不来了。而《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就围绕这个论题展开的。
剧中律师王赦就是为了这个论题而不断奔走。他所信奉的是——杀人理应受到处罚，但是可不可以在执行死刑之前，去了解杀人的动机：
“他真的该死，他杀了人就应该死。可是不代表民主法治就要跟着一起陪葬！那为什么我们要逮捕他，然后，浪费这两年时间，开庭啊调查啊什么的。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一人捅他一刀，把他捅死就好了啊！”
对于被害者家属而言，死刑是泄愤的方式，但是如果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仅仅将死刑用来抚慰人心，在未来又该如何对这样的事情进行预防？如果说社会是一台大的机器，我们每一个个体就是其中的齿轮。当机器的一个齿轮出现了故障，所要做的的不应该是丢弃，而是修理。机器在运转，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有坏掉的齿轮出现，一味地丢弃，最终面临的将会是机器停运。
该片另一个聚焦点就是对于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的患者，社会应如何与他们和平共处？律师王赦的妻子曾说：
“你现在为了那些神经病，又要跟我吵架了是不是？”
妻子的这句话代表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看法——思觉失调症等同于神经病。因此在该病症患者多起伤人事件后，剧中政府的做法是将病患（无论是否伤人或是否具备伤人倾向）均送去就医（实则逮捕关押）——也即剥夺了他们正常生活的权利。当他们被“改造”送回社会后，还是会有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他们：媒体一遍又一遍的重提他们的病症；社会上的人不接纳他们，即便出院后也无法受到公正的对待；家人能力有限，不可能照顾他们一辈子……这一切都在将他们逼向绝路，让他们认为只有杀人才能够得到救赎。剧中病患应思聪曾自问：“为什么是我？”医生宋乔平回答道：“可能因为，你比较勇敢。”倘若面对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人们都能报以这样的宽容，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悲剧的发生？
当然这只是假设。站在上帝视角，我大可以说：“思觉失调症患者犯错可以被原谅，我们要给他们关爱，给他们更正的机会。”可是当他们真的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否将他们当做一个完完整整的人？能否以一种心无芥蒂的态度给他们一点关爱？我不敢说我会。当姐姐应思悦不断让弟弟应思聪吃药时，应思聪说：“你可不可以把我当一个正常人？当一般人可不可以？你把我当一个人可不可以？”要使思觉失调症病患重新回归社会，需要被害者家属的原谅，媒体停止炒作，医院减少盈利，患者直面人生以及全社会的认可度。而就目前而言这一切是很难实现的。影片最后给出了一个大团圆结局，应思聪当上了画家，因为病症影响反而具备独特的绘画风格而被出版社青睐。但是我想这只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构想（又或者是由于职业特殊性）。我不敢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罪犯重归是否被原谅，但是他回归社会，一定不会被接受，一定不会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被当成一个健全的人。
剧名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但是剧中却没有说明谁是恶，这也是编剧希望观众思考的——施暴者究竟是加害者还是被害人？
对于加害者而言，他们杀人（伤人）是恶，但他们的家人终其一生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对于受害者而言，他们泄愤在加害者家属身上，使对方和自己难得到救赎是恶，但他们的家人因此而被掠走鲜活的生命；对于媒体而言，他们不经证实而扩大舆论，因此对加害者家属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是恶，然而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因为业绩太低卷包袱走人……好像每个人都不无辜，而每个人却都很可怜。因为一场无差别杀人案而死去的刘天彦对母亲说：“妈你看，希望就在云后面哦，你一直走就可以看到啦！”而面对这样的现状，他们真的能看到希望吗？
精神科医生刘一骏说：“我是不想要我的小孩一生出来，就面对这个众生皆有病的社会。”众生皆有病。思觉失调是精神疾病，那舆论抨击呢，无良媒体呢？他们哪里得病了呢？病患为疾病所苦，受害者（家属）因怨恨而结仇，加害者（家属）因愧疚而浑浑噩噩，旁观者因畏惧而魂不守舍。《霸王别姬》中关老爷子说：“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如果说杀死受害者的是子弹，那么杀死加害者（家属）的则是冷漠。正如剧中杀人犯李晓明的妹妹对媒体所说：“你们杀的人，一点也不比我哥杀的少！”面对这个众生皆有病，万物皆为刃的社会，这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群，又该如何自保？
尽管拍出来这样的片子，台湾的法治现状并不乐观，但该片确乎提出了一个思路。如何去治疗众生皆有病的社会，罪与罚将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永恒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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