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岭南非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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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足够诗兴的时候，我往往会写一篇散文，从我写诗三十年的领悟来说，散文就是与诗毫不相干。如果在没有足够诗兴的时候强迫自己写诗，其结果就是“口水诗”“白话诗”，必然拉低了诗的底线。可惜，许多有足够诗兴的人一辈子也只能写出“口水诗”，而这正是中国诗坛的悲哀。
散文虽是与诗毫不相干的一种文体，但要写好也并不容易，它虽不需要语言的灵感即诗化，但必须有人生的感悟贯穿其中——而这又是极需要阅历和阅读的，否则它也是浅显的。曾经“美文”盛行，但不管散文如何在语言上写成美文，它终究不能与诗并称，最多可称为散文诗。散文诗是一个怪胎，有点不伦不类，如东施效颦。如果说不分行的散文诗仅仅是披着诗的外衣，最可恨的是极短的散文诗乔装为诗的外形——分行，而这些不会写诗的人偏偏又自称诗人，不会读诗的人又偏偏误以为分行散文诗就是诗，这就导致了“微型散文诗”与诗之不分。写诗是需要天分的，更需要严谨地遵守诗的内心准则，缺乏自我鉴定力的伪诗人与缺乏鉴赏力的广大读者群数量过于庞大，而真正的诗人却又少之又少。
“微型散文诗”或可称为“诗余”或“诗歌”——与宋词有些类似。诗歌起源于大众，起源于民间，但显然诗已经超越诗歌了，它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至盛唐达到颠峰，已不利于唱了——只利于吟诵。但是在宋词出现之前，所有的唐诗都是可以谱曲而唱的，但终究有了宋词，再后来有了元曲。现代“诗歌”介于诗与歌之间，本身就是一个怪胎。
举例来说，余秀华是确诗人，贾浅浅算未入门的诗人——但至少写出来的不是伪诗——不是分行的散文诗或诗歌。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这是片面的，诗歌还需要有形而上，有意境，立意高尚，读李杜诗、王孟诗，便知诗为何物。贾浅浅的诗没有语言，有思想却没有意境，立意也不高，这就是最浅的诗了。余秀华的诗有语言，有思想，有意境，但部分诗立意不够高尚，成为诟病。
唐宋八大家之后，散文盛行。散文之写作，不必过分追求语言，写作比较自由、轻松，关键是立意。通常，散文的思想与立意更加明显，大都直叙胸臆，不像诗那样有兴的手法，也缺少象征与暗指。散文就是白话，于白话连篇中，使人能轻易地读出人生哲理、世态人情，符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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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以来，我国的版图就与现今差不多了，西到西域，东到辽东，北到沙漠，南到南海。但南北朝以前，我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特别是所有大一统的中国，政治中心都在北方。政治中心决定文化中心，故中国的文化中心一直都在北方，确切地说在黄河流域。宋以后，经济中心反过来影响文化中心，在以黄河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与以长江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形成了两大文化中心，北京作为元明清的都城即政治中心，仍然是一个传统的文化中心。如此，自北向南，中国就形成了三大文化中心，即北京、中原、江南，此外还有蜀中成都，而西安就渐渐没落了。
回到盛唐，长安无疑是第一文化中心，洛阳第二，江南第三，成都第四。隋炀帝洛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朝时就已富庶的江南这一经济中心倍受关注，南朝宋齐梁陈作为文化中心的江南也得以传承。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文化不再仅掌握在名门望族士大夫和官吏手中，江南富庶地特别是人口大族有了更多的读书人，有了茂才，有了更多的从事艺术创作的诗人、画家，有了艺妓，有了游子。那些因科举制度中举为官的，都渴望被外派到江南，盖因为江南有着美好的气候，且繁华似锦。在唐诗中，江南遂成为美好风光之地的代名词。
中国的地理气候分界线是秦岭-淮河。北方的自然风光，以壮美著称；南方的自然风光，以秀美著名。壮美指向豪放，自诗经、古风以来，描写北方的诗歌，主流都是悲壮、雄浑，特别是一些边塞诗。秀美指向婉约，自楚辞、汉赋以来，描写南方的诗歌，主流都是凄丽、旑旎。
人都是爱温柔的，爱闲适的，所谓温柔之乡，江南就是这么一个所在。虽然“北方有佳人”，但那是汉代的诗歌，若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则南方的女子更加水灵。我尝疑惑《淮南子》为什么又叫《淮南鸿烈》，只说明刘安之心仍在中原，未适于封地淮南，而他的门客却称“淮南小山”，是乐于淮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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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蜀中、岭南皆偏僻，即使衡山以南也视为偏僻，韩愈贬阳山、潮州，柳宗元贬永州、柳州，刘禹锡贬朗州、播州，李白流放夜郎。而在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就被后代文人感到痛惜。再到更远时代，屈原被贬汨罗就郁郁而终。再再到更远，季历的两位兄长大伯虞仲逃到江南就被视为蛮夷，屈原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
南宋时，江南同时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宋不能收复中原，只能向南发展，五代十国时还被称为闽越、南越的福建、广东有了泉州、广州等大港口城市，中国最后一片南方之地得以开发，但苏轼曾被贬的儋州因为隔海仍然蛮荒。
如果，明代朱棣不迁都北京，岭南的开发将更进一步。虽然明代大移民“江西填湖广”，但明代湖广地域很大，从湖北湖南到广东广西，可以说，明代岭南两广仍未充分开发。清代顺治年间设两广总督，岭南才被充分开发。清代大移民“湖广填四川”，移民主要是来自湖南湖北的人口。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人口南迁，一般只迁到五岭以北，只有极少数迁到岭南。所以清代以前，广东居民多是“广府人”。清代是中国人口暴涨的一个朝代，由不足一亿发展到四亿，这就使岭南成为最后一块人口南迁之地，“客家人”延伸到两广全境。客家人迁往广东的第一个中转站是江西赣州，第二个中转站是广东梅州。再到清朝末期，无数客家人又“下南洋”，飘零海外。
所以，虽然自唐代岭南就出了张九龄这样的诗人宰相，但直到明末，岭南的文化气息仍不浓厚，主要原因还是地僻一隅，珠江三角洲土地未得到充分开发。如今，广东客家人的宗祠鲜有超过六百年的。虽然，明代中期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但两广的粮食很难转运到北方，经济上主要是靠海盐供给和外贸。
两广之地于农民来说其实宜居，但于明代及以前官员来说则有迁谪之感，知识分子也不愿前往两广游历。交通、文化上的闭塞也造就了粤语、客家话与中原官话的巨大差异，时至今日，所谓的“白话”基本上是指粤语，客家话、闽南话与中原沟通基本上没有问题。
直到清初，云南、两广、福建仍属“三藩”，可谓闭塞。今日，云南号称“四季如春”，两广也三季如春，但因为前期各朝代缺少文化上的宣传，我们心中的美好所在仍是江南——唐诗宋词中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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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候上来说，岭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江南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向暖温带气候过渡，主要区别在季风气候与湿润气候差异以及亚热带的纬度不同上。
季风气候常伴随台风，这是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唯一不宜居的——古代民居多为土墙，江南则没有这个短板。另一方面，虽然岭南的谷物可以一年三熟，且水果众多，但暴雨导致土壤相对贫瘠，谷物亩产量没有江南高。在民国以前，江西为中国稻谷产量第一大省。
纬度不同，冬夏气温与江南存在较大差异，除三季如春外，岭南的夏天就比较令人难以忍受了。虽然，长江流域也有几座“火城”，但那是城市，有“热岛效应”，乡村的夏季气温还是适宜的。冬季，岭南无雪，这也是一种缺憾。我们以中原为主确定的四季，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四季分明是一种文化基因，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美，虽然春季是最美的。
江南的最大特点就是“湿润”，如此成就了“水墨江南”。“江南春”“江南如画（里）”“烟柳画桥”，千百年来已成为固定意象，如在眼前浮现，是不需要多加解释的。雾里看花，那花是最美的；露中看草，那草是最美的。刘禹锡说“零陵香草露中秋”，汉代董仲舒曾作《春秋繁露》，古代宫庭有承露盘，露与雪、雾一样，被视作圣洁之物。在道教中，晨雾被称为紫气，朝阳被称为紫阳。在古诗中，雾又与烟、云混为一谈，有云烟、云雾、烟雾几种称呼。如此，更衍生出“烟花”一词。“烟花三月下扬州”，大概就是江南春最适游的写照了。岭南、云南虽有雾气，但在古时被视作瘴气，杜甫诗有“江南瘴疠地”之说，何况岭南、云南。而且古人又把蛮荒之地染了瘴气的河水称为毒水，故《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南伐孟获，蜀军有遇瘴气、毒水而死的。
岭南多梅，梅原产南方，然而只有江梅才被视作最美，因为梅花傲雪、迎春。江南又多柳，隋炀帝修大运河，令河岸遍植垂柳，故称杨柳。垂柳倚河而生，与梅花一起报春，“梅柳渡江春”是江南春早的景象，也是万物春心初开之时。
江南二月三月，草长莺飞，这些在岭南也不能看到。凡物有损有荣才让人觉得生之可贵，春草一岁一枯荣、候鸟一年一南北、雁字回时，引发多少才人之思。民风，燕子来时有新社，梨花落后有清明、上巳。
秦汉以农业立国，二十四节气两千多年来深入人心，而岭南是不适用二十四节气的。二十四节气适于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乃至成都平原，但不适用于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东北平原。好歹，东北还能对应上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些节日，岭南则完全对应不上。桃梨花应该在二三月开得最旺，有梨园春和桃花汛，可是如果将桃梨花移植到岭南，立春前后就开花了，显得季节错乱。立春后的雨水，江南细雨濛濛、柳丝含烟，在岭南却是大雨滂沱。前天刚到惊蛰，在岭南有什么可惊蛰的呢？
四季、二十四节气合称季节，在江南则相当吻合。《荆楚岁时记》，是南北朝时南阳涅阳县人宗懔所作，因为南阳在春秋战国时期属荆楚地。虽然南阳属汉水流域，但与江南在纬度上是差不多的，宗懔委身北魏在洛阳为官，荆楚岁时也适用于洛阳黄河一线，更适用于江南。春秋时的楚国，灭越国后据有江南吴越之地。
如今，无数新时代的客家人移民珠江三角州这些城市，交通、通讯便利不再有客家之感，由乡下人转变为城市人之后，深感这里环境宜居。珠海、深圳被中国科学院评选列为2020年中国宜居城市前十，此外还有昆明、三亚、厦门三座南方城市，江南的城市仅有苏州，但并不说明岭南就取代了江南，因为城市毕竟是城市，是以经济、人口就业为第一要素来考量的。若非改革开放，珠海、深圳还是乡村，会有这么多移民吗？会被评为宜居城市吗？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宜居城市或者宜居乡村，我向往的还是江南，向往的城市还是苏州、杭州、武汉、南京、南昌、长沙、合肥，也包括成都、重庆，更包括我的故乡小城信阳。
202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