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在广州”是关于广东最正面最响亮的一句民谚，而有谁知道，食色相伴，关于岭外风月的谚语——“少不入粤”或者“少不入广”，得名更早呢！而且，人们一般只知道“少不入蜀”之说，以其天府之地，生活安逸富足，会销蚀年青人的奋斗精神，为什么又说“少不入广”呢？其实，“老不入广”的说法倒是久已闻名，因为它常常与“少不入蜀”并说对举，也与“老不出蜀”并说对举，意思广州那个地方，是风月繁华销金窟，当然是年青人奋斗拼搏的名利场，年纪大了，就应该呆在蜀中，安享晚年，不应再跑到广州去折腾了。诸位！正是这风月繁华，引出了当年“少不入广”的精彩故事；广州风月繁华之盛，殆亦可资想象。而其所以之由，亦需要探究。

一、名谚溯源

文献所见，“少不入广”的最早出处，见于清初撰刻的江左樵子（陆应旸）的《樵史演义》第十四回《新天子除奸独断，大簒逆失势双递》中说，萧惟中不愿去广东做守备官，陈辞曰：“……况且少不入广，赊上一身广货怎么好？”（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这“广货”，当指“梅毒”。著名学者、汤显祖研究权威徐朔方教授，曾在权威刊物《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上发表论文《汤显祖与梅毒》，说汤显祖南贬徐闻，行经广州，耽于声色，惹上梅毒，成为其早逝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后，这一名谚的记述便层见叠出。

清人吴省钦（1729—1803，字冲之，号白华，江苏南汇人）在《蔡新懦太守以今春三月别予锦城，言将出栈归浙，顷予按渝事藏，意外相聚，知以阻水滞留，并出纸乞为巴舩出峡诗，而虚其左以待画，率题归之》诗中“老年必辞蜀，谚语信非绐”一联自注道：“吴谚：‘少不入广，老不入川’。”（《白华诗钞·里区集一》，清刻本）

清人杨伦（1747—1830）1792年刊刻《杜诗镜铨》，在对杜甫《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诗中“出入朱家门，华屋刻蛟螭。玉食亚王者，乐张游子悲。侍婢艳傾城，绡綺轻雾霏。掌中琥珀钟，行酒双逶迤。新欢继明烛，梁栋星辰飞。两情顾盼合，珠碧贈于斯”几联的铨解中说：“交广多产珍宝，俗奢而淫，语有之少不入广，为其易遂而丧志也。”

1793年，浙江山阴（今绍兴）俞蛟远道而来广东兴宁任典史。在后来的回忆中，魂牵梦萦的是当年登上粤东的风月六篷船的情形：“卷幔初入，觉锦绣夺目，芬芳袭衣，不类人寰。”然而，这还只是“丽境之常”，“顷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罗绮，卧处横施竹榻，布帷角枕，极其朴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悬名人书画，几上位置胆瓶、彝鼎。闲倚篷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风味。对榻设局脚床二，非诗人雅士不延坐。”在这样的船上，与粉白黛绿者凭栏偶坐，兼之舱外修篁夹岸，深林野卵形声；所见之姬，“皆眉黛楚楚、一笑嫣然，缓行独立，倍觉娉婷”，真是仿如古之迷香洞，“非胸有卓识，安得不为之惑”？由是感叹：“谚云：‘少不入广。’职此故欤？”（《梦厂杂著》卷十《潮嘉风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少不入广”另一著名出处，是长洲（今苏州）沈三白复的名著《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记述其1808年南下广州，偕游沙面妓寨，初试粤帮妓艇，隔于言语风俗，甚不得意，曰：“‘少不入广’者，以其销魂耳，若此野妆蛮语，谁为动心哉？”直至登得扬帮妓艇，觅得颇似其妻芸良的雏妓喜儿，尤其是入得喜儿“闺房”，四顾回环：“宛如斗室，旁一长榻，几案俱备。揭帘再进，即在头舱之顶，床亦旁设，中间方窗嵌以玻璃，不火而光满一室，盖对船之灯光也。衾帐镜奁，颇极华美。”再推窗瞻望：“三面皆设短栏，一轮明月，水阔天空。纵横如乱叶浮水者，酒船也；闪烁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灯也；更有小艇梳织往来，笙歌弦索之声杂以长潮之沸，令人情为之移。”终于领略到“少不入广”的真谛——“当在斯矣”！

方此之际，文献之中，尚无有提及“食在广州”之谚。

 “少不入广” 之得名成谚，当缘于此地风月之盛，而风月之盛则基于此地的繁华富庶；毕竟风月乃富贵之闲情。

广州的繁华富庶，自古闻名。远者不举，只拣近者且关乎风月之例，当首提元末明初南园诗派开创者孙蕡的《广州歌》：

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

少年行乐随处佳，城南濠畔更繁华。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

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

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

乱鸣鼍鼓竞龙舟，争睹金钗斗百草。游冶留连望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

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扶留叶青蚬灰白，盘饤槟榔邀上客。

丹荔枇杷火齐山，素馨茉莉天香国。别来风物不堪论，寥落秋花对酒樽。

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

因为有“岢峨大舶映云日”而来，成就“贾客千家万室”的繁华盛景，与之相匹配的，当然是“游冶留连望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二百年后，大戏剧家汤显祖南贬途经广州，面对这种盛景，如果说孙蕡是念念不忘，在他则是见所未见，疾笔写下堪称有史以来表现广州的最佳诗篇：“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在广州流连盘桓多日之后，还迂道往游澳门——广州商埠的外港，广州繁华的发动机。只可惜惹上梅毒，以致英年早逝，成了“少不入广”的“历史验证”。

迨至明末清初，另一时代文坛巨匠屈大均在瞻顾之间，再一次注目于濠畔朱楼。他在《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濠畔朱楼”条，以散文之体，曲尽孙蕡诗歌之遗：“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迳归德门外。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榭，连属不断，皆优伶小唱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其地名西角楼。隔岸有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贾聚焉。屋后多有飞桥跨水，可达曲中，晏客者皆以此为奢丽地。有为《濠畔行》者曰：‘花舫朝昏争一门，朝争花出暮花入。背城何处不朱楼，渡水几家无画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龙舟凤舸飞相及。素馨银串手中灯，孔雀金铺头上笠。风吹一任翠裙开，雨至不愁油壁湿。’是地中濠畔街，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 不过他因为有比较，便更自豪；有明以来，风月繁华向以秦淮为最，而濠畔“过于秦淮数倍”！

黎遂球《过张乔故居诗序》也表明，延至清初，濠畔风月确实不减：“西楼多住丽人，居临濠水，见之徐文长诗。予所知张乔，则雅好笔墨，念其周旋诗社，曾为志铭墓石。年来呼鸾仙远，打鸭声喧，红粉变为青衣，拭泪勒供行酒。于是舞衫频典，断尾高飞，无复旧时繁华景色矣。此虽游戏场中，要可见风俗之日异，不能无感。客归偶问渡濠畔，红乔故居，殊伤往事，辄作诗贻彭子和之。”（黄佛佛颐《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8页）而据蔡士尧《荆花书屋诗钞》自注：“宋南汉时，妓馆多在南濠。今皆为客寓，即濠畔街。”（《广州城坊志》第496页）则知濠畔风月，自宋已盛，虽然后来让位于新起的沙面风月。

如果屈氏之说有粤人自夸嫌疑，那我们且看来自秦淮故里的江苏人怎么说。1770年，江苏阳湖（今常州）籍的著名学者、大诗人赵翼奉调广州知府。在广州，他先震惊于此地的繁华奢侈。他的“知府饭堂”的日常标准是：“食米日费二石，厨屋七间，有三大铁镬，煮水数百镬供浴，犹不给也。另设水夫六名，专赴龙泉山担烹茶之水，常以足趼告。演戏召客，月必数开筵，蜡泪成堆，履舄交错，古所谓钟鸣鼎食殆无以过。”

府外宴请的奢华，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他后来回忆说：“统计平生膴仕（肥缺），惟广州一年。”佐酒侑歌，食必征色，饮食之奢必伴以风月之盛。故其在后来所作的《追忆宦游陈迹杂记以诗》里说：“十五盈盈初上头，水街弦管碇千舟。珠江十里胭脂水，流尽繁华是广州。”1793年为官粤东的绍兴人俞蛟则反过来，从风月之盛，写到饮食之奢：“余见万花主人于程江月儿舟中题吃茶诗云：‘宴罢归来月满阑，褪衣独坐兴阑珊；左家娇女风流甚，为我除烦煮凤团。’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再后来，进入十三行的全盛时期，广州的风月繁华，则举世皆知了。因为广州自古繁华，但最繁华的时代，莫过于1757年清政府确定一口通商体制之后，1842年五口通商之前；外贸向来是最赚钱的买卖，更何况垄断外贸。广州因此成了天子的无尽南库，当然也是挥金玉的风月盛场。自此之后，广州的风月场，也渐渐从护城濠畔，转向大江之上，并臻于极盛。同时，“少不入广”也更深入人心，以至百年之后，江南人郭子三1947年到广州采访，发回《珠光流日夜》（《政衡》1947年新2卷第2期）的通讯说：“‘少不入广！’这是江南父兄诫训子弟不要广州去。”并认为“江南父老的戒训是合理的”，因为广州即便不如以前那样繁华了，但饮食声色之好，却未曾稍减，这在八年抗战之后，作风与行事相对保守的内地人看来，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二、走广渊源

其实，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强调“少不入广”与“老不入广”，不去不就行了吗？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话说广州自建城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一直处于对外开放之中，尤其是入明以后，更是长期处于一口通商的地位。有明一代，海禁甚严，曾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广州不仅几未被禁，尤其是嘉靖元年（1522）撤销浙、闽市舶司后，广州更获得一口通商的地位。即便三口并存时，“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明史·食货志》），其他两处也远没有广州精彩；今人所艳称的海上丝绸之路，许多时候是广州在唱独角戏。因此明清以来，广州之所以“岢峨大舶”，“番夷辐辏”，是其不仅是广东的港口，更是中华帝国的港口，它“吞”入的洋货，不是广东一地所能消化，需要输往内地；它“吐”出的华货，也是广东一地承担得了，需要内地提供。形势决定了，一定得有人“入广”才行。当然，这个意义上的入广，与风月意义上的入广自然有所区别，因此，另一个意义相近的词——走广——更早更广泛地流行。

因为独特的口岸优势，明中叶以后，靠近广州的顺德作为珠三角桑基鱼塘的最典型的地区，也因此成为最主要的产丝区，并繁衍出18种行当：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伫缎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绸行等等，那是“金陵、苏、杭皆不及”的。但这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广州出口丝货贸易的需要，所以得大量收购长江三角洲的苏、杭地区的生丝作原料，纺织更好的粤纱；加上利用国外进口的苏木的绛红色和紫矿的紫色等新式染料进行染印，而织出的“粤缎之质密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金陵、苏、杭皆不及”（乾隆《广州府志》卷四引嘉靖《广州府志》）。屈大均也说：“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纱缎》，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7页）。

在这种背景下，江南丝绸，便纷纷南下；其它诸多商品，亦复如是。于是江、浙商人就“窃买丝绵、水银、生铜、药材一切通番之货，抵广变卖，复易广货归浙，本谓交通，而巧立名曰‘走广’”。（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二，四库全书本）不独江浙，他省也在纷纷“走广”；明代著名小说《今古奇观》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说，蒋世泽随丈人罗公走广东做买卖，因获利颇丰，虽妻丧子幼，仍无法割舍；罗家更是走了三代了。“走广”又称“走粤”。（冯梦龙《古今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曾于隆庆元年（1567年）督管两广军务的张瀚（1510—1593）观察道：“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之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页）更早的嘉靖间人邱云霄在《枯柯记》中也说：“巨贾人，姓王氏，吴中人，走粤好商外国物，故能辨物。”（黄宗羲《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八·记五十一，清涵芬楼钞本）

如上所述，走广走粤，皆因有厚利可图，由明入清，尤其是乾隆重开海禁，广州一口通商，利益更加诱人，走广演成潮流；作《浮生六记》的言情圣手沈复，也跟随这“走广”潮流，广州做了一点小买卖，就足以浪游羊城半载，还幸了一回可人的喜儿，成就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浪游记快”。今人说“食在广州”，无不引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所说“天下食货，粤东尽有之；粤东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以为佐证，适可说明四方之物，聚集广州之夥富。

“走广”大军在携货南下的同时，也大量带货北上。在华东地区，早在明初叶广货即成为与淮盐一般的生活必须品。如明永乐间为官江西的安徽歙县人唐文凤，在一首题为《清江镇》的诗里，纪录了他对地处广东与江浙商贸通道上的江西吉水清江镇的繁华景象：“镇市清江上，居民栋宇连。淮盐堆客肆，广货集商船。草色春迷地，波光暖浸天。凌晨征棹发，万灶起炊烟。”（[明]程敏政《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十三唐文凤《梧冈诗稿》，明正德十三年张芹刻本）在这条商道上的更为贫困的地区，广货几成仰食之资。如明中叶江苏吴江人史鉴（1434-1496）说：“南安（今江西大余）居岭徼下，郡小土瘠，而广货所由，细民仰荷负为食，大姓则居积致货不赀。”（《西村集》卷八《故中宪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汝君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因为广货利巨，产生了大户和豪强，史鉴的文章重点讲的就是传主打击豪强的故事。因为广货利巨，也产生贪官。比如，张元忭纂的万历《绍兴府志》说，南安府前面的广东南雄府，因为是“广货出入之区”，在浙江萧山人张嵿来做知府之前，前几任都因贪污下台。明人王临亨也说:“（梅岭）为百粤数千里咽喉, 犀象珠翠、乌绵、氈白之属，日夜辇而北，以供中国用，大庚之名遂满天下。”（《粤剑篇》卷四《志游览》，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6页）除了这些舶来品之外，另一种广东土产——铁器——也成为走广者北带的紧俏广货，如明人霍与瑕说:“两广铁货所都, 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 皆置铁货而北。”（《霍勉斋集》卷十二《上吴自湖翁大司马》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47页）

清乾隆以后，广州一口通商，“走广”及带广货北归也就更甚。即便上海开埠，夺广州之席成为新的最大的通商口岸，广货之席仍不可夺——上海滩上充斥的洋广货物及成为小日杂百货的店代名词的南杂店的形成，即可资说明。光绪二年刊刻的葛元煦的《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就专立“洋广货物”条述介上海的广货及广货店。

广货关乎风月。另有一种“广货”，则直是风月。除前揭《樵史演义》所述“广货”外，明代周履靖的杂剧《锦笺记》（载章培恒主编《六十种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更早说到了此“广货”：

【丹凤吟】木偶无依，越吟不已。祶袍窃望疏财士，怕官情纸薄，今非昔比。自家非别，小何的便是。母死半年，嫖赌两般，家资败尽。替夫到京，谁想身上又染了广货，囊里又缺了盘缠，要归不得，无可奈何……

“广货”都成了梅毒花柳的代名词，岭南风月之盛，孰与能比？少不入广，宜其成谚。

汤显祖没有直接写下在广东的风月篇什，却在江西还写下了好几篇与广东风月歌舞繁华有涉的诗篇，如《王孙家踏歌偶同黄太次时粤姬初唱夜难禁之曲》：

珊瑚海上玉如林，豫章门前风露深。

动是碎眠江月晓，不应传唱夜难禁。

西山云气晚来多，偶尔相逄人踏歌。

峨珂大艑载卿去，如此秋光愁奈何。

不须重上泛湖船，碧玉王家小洞天。

上客何来看歌舞，暮妆微雨最宜怜。

高堂留客正黄昏，叠鼓初飞云岀门。

但是看人随喝采，支分不许妒王孙。

徐朔方先生系此诗为弃官家居作，并笺曰：“黄太次，名立言，江西广昌人，官至福建盐运使。万年十九年举人。”详诗意，这种粤姬，显然与广货贸易相俱而来。

三、“闽姬越女颜如花”

称美广州风月，自元末明初的孙蕡始。其《广州歌》作于南京，写的当是元季广州的风月繁华，因为他入明未几，即中举入京，然后宦游各地，直至屈死他乡。宋元时期的广州，虽不至如后来有一口通商的独占地位，但朝廷重商，海外贸易繁荣，广州、泉州、宁波，并为一世之雄，风月繁华，自是可以想见，然而“闽姬越女颜如花”的岭北花香，却还是既引人无限遐想，也让人颇觉惊诧。因为即便到了一口通商的清代，大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气概，广州风月场上的外帮女子，不少人还认为不过是种种原因造成的少量孓遗而已。如沈复《浮生六记》之四“浪游记快”中提到靖海门对出的扬帮妓船，所谓的广府文化专家们皆以为挂羊头卖狗肉，内中实无多少淮扬女子，实在是太无见识——如此大量的淮扬商人“走广”，人财物流滚滚而来，岂少得了“女流”？

明初孙蕡笔下的闽姬越女文献所限虽不可见，从明末广州一代名妓张乔的自署吴姬，却可以循此窥察。张乔（1615—1633）字乔婧，号二乔、广州校书，常自署吴姬，人称小乔或乔仙，色艺俱佳，为时流所重，虽年仅十九岁即香消玉殒，却有诗集《莲香集》传世。尤其他与番禺文士彭孟阳的爱情故事，至今为人传诵；张乔去世后，彭孟阳邀集百余好友以花赋诗，并植百花于其墓侧，名曰“百花塚”，史不绝书，至今犹存。张乔正是籍贯苏州；母本吴娼，“以能歌转买入粤”。张乔自己也不忘故籍，如其《墓志铭》所述：“尤好诗词，每长吟唐人铜雀春深句，因自命二乔。以其本吴女，流滞于粤，益以自况云。”“又其作吴妆，调笑操吴侬语”，时人多以吴姬目之。而从《莲香集》中我们还发现，与其唱和歌姬，也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其约略窥见当时的吴扬之风。（参见林旭鸣《明末粤姬张乔事迹初探》，《岭南文史》2013年第4期）如此，真可谓岭南风月盛，扬帮增其色。

好了，我们再具体讨论沈复所适之扬帮妓船。其友秀峰说：“靖海门对渡有扬帮，留吴妆，君往，必有合意者。”从“吴妆”二字，可侦知此扬帮，非徒扬州女子，乃因扬州女子艳闻天下，可以代指吴越女子而已。又一友曰：“所谓扬帮者，仅一鸨儿，呼曰邵寡妇，携一媳曰大姑，系来自扬州，余皆湖广江西人也。”好了，“余皆湖广江西人”也好，至少说明，广州风月女子来源的多样性了——在当时国中，有此多样性的风月场，恐怕相当罕见。湖广与江西，也正是广货北上的要区。江西已如前述，湖广的武汉三镇，最为重镇。湘人罗汝怀文曰：“汉镇屡被輮轥，广货悉萃湘中。”（《绿漪草堂集》文集卷十《商贾论》，光绪九年罗式常刻本）说的是汉口在被太平军占领时，广货北上受阻，萃集湘中的盛况。 后来粤妓北上，“咸水妹”聚集之处，除上海外，也就属汉口了；如罗四峰《汉口竹枝词》咏道: “别开香径去寻芳,入座娇声唤失当。 个里衾嬉咸水妹,人人都学广东腔。”真是物流“人流”，密不可分。

沈复他们到得扬帮妓船，只见“对面两排仅十余艇，其中人物皆云鬟雾鬓，脂粉薄施，阔袖长裙，语音了了，所谓邵寡妇者殷勤相接”，如此规模，在广州偌大的风月场中，相形见小了。但也并非小而精，所以，从“江南佳丽地”过来的沈复们没有看得上眼，只得另唤酒船，另觅她妓——一翠儿一喜儿，“翠籍湖南，喜亦豫产，本姓欧阳，父亡母醮，为恶叔所卖”。看吧，随便一找，即非粤产；广州“市场”之大，聚集度之高，可以想见。而“市场”发达，必致“质优价廉”。沈复与秀峰俩家伙，“一夕之欢，番银四圆而已”，前后四个月，也才花了百余金。他沈三白一介书生，集了些妻子的手工等等物什，随人“走广”一趟，就可赚足至数百两银子，足资花天酒地，“半年一觉扬帮梦，赢得花船薄幸名”，真堪当年的“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以及“东西南北中，风月在广东”了！

复说扬帮，不管成色如何，总足以代表广州风月场上的外来因素，而且是日形繁荣。如梁松年咸丰二年（1852）的日记写道：“城间娼家曰寨，珠江沙面扬帮、潮帮曰寨寮，游寮曰打水围……”（《梦轩随笔》卷三，清代稿清钞本丛刊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周寿昌（1814 －1884）《广东杂述》也说：“妓馆与阛闠栉比，在陆者曰花林，在水者曰花船。以木架屋居之者曰寮。由省河而下，为水西角，为银朱街，为大洋（扬）帮，为小洋（扬）帮，为沙面。沙面其最胜者。置船作行厨，小者名紫洞艇，大者名横楼船。极华缛，地衣俱镂金采。他称是，珍错毕备。一宴百金，笙歌彻夜，风沸涛涌。”同乡方小岩县丞宦其地，云曾按籍稽覆，自虎门至会垣，妓馆凡十万家。趣穷之具，聚盗之囵。顾游民仰给不下千万人，积重之势，良有司不能挽也。”（《思益堂日札》卷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页）此处大、小洋帮当为大、小扬帮之笔误。观其述列，卓然可观也。民国时王书奴作《中国娼妓史》，对此作了疏解：“大小扬帮乃流娼，与沙面土妓不同。妓从扬州来，故叫扬州帮。‘大扬帮’故址在河南福里河旁。其后来者日多，由陆居而变为水居，号‘小扬帮’。”（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5页）

　　一则关于扬帮的轶事，也显示扬帮在广州风月场上的地位：“阮文达（元）公初抵广州，泊舟扬帮侧，舟中闻弦索声，问：‘此何地？’某对曰：‘扬帮也。’问：‘何以得此名？’曰：‘此妓女所居，妓多扬州人，故名。’公哂之。盖忘公为扬州人也。”（[清]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卷六“扬州人”条，新文化书社1935年版，第218页）

再则，即便以今衡昔，岭南佳丽，往往不若吴楚之姬。所以当时扬帮之外，又有苏扬帮之称：“珠江花船，甲于天下，有苏扬、本地各帮之号。所居楼船，名之为寮，一寮贮百余妓，比屋分房，形如鸽笼。中有公堂，铺设华丽，供奉财神。……床帐字画，靡不精细，灯盆镜奁，无一不齐。”(刘叙堂《粤游草》，道光十六年刊本)1910年广州花界选举，夺得榜眼的，即是“身如公凤，若不胜衣”的上海籍的妓女新银英（《银仔后来之秀》，《天趣报》1910年10月24日）而天趣报之所以拟了这样一个标题，乃是前有陈塘琼芳妓院银仔，娇艳不可方物，也非粤人，籍系湖北，随父宦居广州，不幸父亡死，“流落无依，堕入青楼”。（《苦了新银英》，1910年10月27日《天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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