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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由徐悲鸿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徐悲鸿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的艺术巨匠徐悲鸿及弟子师生联展隆重开幕，此次画展展出了徐悲鸿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60幅，世界闻名的《奔马》、副本曾拍出1.71亿元的《巴人汲水图》等名作都有展出。继2000年的徐悲鸿个展后，时隔12年其作品再现羊城，同时还汇集了徐悲鸿第一代弟子和第二代、第三代弟子的作品，引起本地美术界的热烈反响。广州市民，终又有机会近距离欣赏到被誉为“中国近代绘画之父”徐悲鸿的名作。开幕式当天，南方日报记者对徐悲鸿之子、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进行了采访。

创作生涯

受过的苦不亚于任何艺术家

南方日报：徐悲鸿先生以马为题材的画作特别多，为什么他对画马情有独钟？

徐庆平：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中国历代画家都有画马的传统，像北宋李公麟、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仇英、清代的意大利人郎世宁都是喜欢画马，郎世宁当了清朝两代的宫廷画师，只不过他用的是中国的水墨、西方的画法。到了父亲这一代，喜欢画马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性格有关。

他在欧洲苦学8年，在法国巴黎找真正继承欧洲优秀传统最优秀的画家学习，并师从世界最有名的动物解剖学教授。在巴黎美院的时候，他的成绩非常优秀。中国最早教学用的一个马的结构石膏模型，是他从国外小心翼翼抱回来的。在中央美院他也让全校学生考动物解剖，他的马有很深的时代感，例如《奔马》。这是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听到日本人再次攻打长沙时画的，可谓忧心如焚，这匹马融入了他全部的激情，不仅仅是马，也代表民族，代表他的激情。他的马都是孤独的、悲愤的、在荒原大漠的。同时，他用大写意的手法画马和历代的勾线方法不一样，他画的都是战马、野马，在荒原大漠上奔跑，只用大的墨块、几笔就完成了，这种画法都是他独创的。

南方日报：徐先生最艰苦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有过卖画的生涯吗？

徐庆平：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上海想找个半工半读的机会，当时商务印书馆想要个画插图的，他从老家跑到上海，但人家嫌弃他年纪太小，没有经验，当时他把行李衣服都当掉，甚至跑到黄浦江边想到投河自尽，最后他想到一句话，“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仍能自拔，方不为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画了一张画给上海市美术馆，主持的就是岭南派的两位大师高剑父、高奇峰，当时徐悲鸿寄给他们一张马的画作，“二高”回信说，“古代人画马也没有能超过你”，这给他非常大的鼓励。同时，高剑父兄弟要他再画4张仕女，但当时他身上只有4个铜板可以买4个饭团，但四张画完要一个星期，他就每天起来买一个充饥，画画，到了第五、六天没有吃饭就只能饿肚子，后来他去世跟年轻时候吃得太多苦、身体不好有关。

南方日报：这一场展览的作品是怎样挑选的？似乎每个门类都有他的画作？

徐庆平：他的作品非常丰富，与其他画家一般擅长、专攻某个绘画门类不同，他素描、油、国画全都画，而且都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中国画里山水、人物、花鸟也全画，同时他对学生也是这样要求，他教育思想的核心要苦练素描的基本功，功力达到了基础以后还要学习画十种树木、十种花卉、十种动物，这样你遇到任何情况都不会束手无策。

一般的画家应酬挺多，拿画送人是中国的一大特点，他也画应酬画，但是他认为得意的画都留在了自己身边。他去世的时候，留在身边的作品是1200件，他一辈子没有进过银行，没存过钱，一辈子所有的钱都买了书画，收藏的2400件都是中国的国宝，在他去世的当天，我母亲把他全部捐给了国家。

南方日报：您认为中国画在世界上的艺术地位现在如何？

徐庆平：现在全世界都有研究他，特别是国外对中国艺术的关注也在提高，2006年我曾经看过一个腾冲的朋友拿着《参考消息》里面有篇美国的文章说到，“中国画家徐悲鸿近年连连打破中国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从整体上抬高了中国绘画拍卖的价格。”这个涨势连我们都觉得惊人，2005~2006年他有3张油画拍卖，《愚公移山》的稿本拍了3000万，几个月之后，香港佳士得拍他在巴黎画的《奴隶与狮》拍了5800万港币，第三张就是苏富比拍的《放下你的鞭子》拍了7200万港币，把中国画一下子从几百万元抬到了7000多万港币。我估计到了今年，世界艺术品一半以上都是中国的。中国的国力让中国画令人刮目相看，父亲如果活到今天看到中国艺术有这样的地位，应该是非常欣慰的。​广交藏友 要积极参加收藏组织，参加收藏会所的学习，这是一条少走弯路的捷径。藏品想送拍一线拍行（北京翰海、北京保利等）可询一七六、三五0七、四四五六

造假之风

某人收藏几百张画无一真迹

南方日报：之前徐先生的《巴人汲水》在北京瀚海拍出了1.7亿元的高价，您如何看当时在市场上中国画拍出的如此天价？

徐庆平：这张画是在他学生课堂上画的，当时没有打稿子一气呵成，在重庆展览的时候一位印度公使看到以后一定要买，他只好就又画了一张给那个印度人。中国解放的时候那个公使把它卖了，第一次《巴人汲水》拍卖的时候，有人怀疑它是假的，“真的在徐悲鸿纪念馆呢！” 虽然我后来和母亲做了说明这张画的来由，但毕竟假画的传言还是造成了影响。当时只拍了80万元，但后来第二次拿出来就拍了800万元，第三次的时候就已经到了1.7亿元。

在保利拍卖的那张《九州无事乐耕耘》是给郭沫若先生画的，当时他们在重庆反内战反独裁的申明上签名，都是参与建国的民主人士，解放以后郭老做了副总理，分了个房子就是现在是郭沫若的纪念馆，里面有个很大的会客室，我父亲就画了这张画。前些年保利拍卖了2.6亿元，在2011年时全世界最贵的十张画之一。

南方日报：您如何看待后人对徐先生画作的一些造假行为？

徐庆平：其实不只是中国画的造假，法国也专门有人造梵高的假画，像后来流传的伦勃朗的《戴金盔的人》、《大卫在扫罗前弹竖琴》这两张顶尖作品都说不是他画的。造假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我印象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我父亲1927年回到中国的时候，就有他的假画了，那是他才40多岁。很多年前我碰到一个收藏者，他特别喜欢父亲的画，只要看到不贵的都买，估计有几百张让我帮他看看，说里面只要有一张真的就好，但鉴定后一张都没有。造假之风真的没有办法，乾隆皇帝自认为很风雅，最爱写字，王羲之的《兰亭序》也临摹了几百遍，但他认为是真的那张《富春山居图》最后却是假的。现在整个美术单位都有鉴定的人，专家看走眼也是难免的，如果有人愿意，我母亲每星期都在纪念馆那里鉴定。

南方日报：现在拍卖行经常在反复拍卖徐先生的作品，对此您认为会不会影响作品在世上流传的价值？

徐庆平：的确，有的作品被反复拍过，也有很多假的，我也没有一张张看，在拍卖的总数达到1000张，总有几百张是真的。这些作品中有些是给朋友们画的，徐悲鸿对待自己的作品极为认真，我曾经去见过一位看过他画画的老先生，他被称为东南亚的“唐王”，现在全世界的香格里拉饭店都是他的。父亲曾经为了抗战募捐在南洋开了6个画展，所有钱都捐献给难民和给阵亡将士的遗孤，当时他一画就画一天，每一天的傍晚就不满意的作品拿到他们家后院的自己烧掉，那个老先生看到我父亲烧掉的画不下一千张。但即使是应酬、笔会，只要是留在世上的都是不会被世人认为是有瑕疵的。

南方日报记者 周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