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过去“大公无私”口号天天喊，“公而忘私”说教日日讲的年代，还是在古代圣人们提倡的“道德治国”的年代，因为那些虚假的价值标准违背人性，所以容易量产“伪人”。

那些时代中，人往往需要在亲朋好友熟人面前，在接近无限次重复博弈性质的工作单位或村庄里，学着伪装自己，严肃认真地表演德行，然后才能被视为好人，获得些上升通道，才有可能享受生活中的某些额外利益与特权。但是人只要一出单位，或者背井离乡成为盲流，就会是仿佛变了一个人。

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社会，在WG中破坏殆尽的、本来就不完善的法治才开始重建，尽管这个重建的过程充满曲折，也呈现出某些缺陷，但在法治规范下的社会进步还是显而易见，中国经济总量以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终于位居世界前列。

这也说明，在尊重私有产权和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用良好法治和个人利益去调控人性，要比单纯提倡大公无私，实行道德教化等既是主观强，又无法量化的方式，要科学、合理与现实许多。在法治社会的游戏规则建立和健全的过程中，务实、分工、协商、合作、契约、交换的社会氛围也渐渐呈现，同时，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边界感也获得了提倡和尊重。

记得刚推进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有位在WG中经历过冲击的五十多岁老邻居，他常常在家里妻子面前大声议论与抱怨，说是现在这个社会“将人坏的本性全都释放出来，人都变坏了”，说得仿佛有些世风日下，国将不国的味道。

现在回想起来，改开前破四旧，高喊“大公无私”口号的动乱年代中，在社会上或邻里间几乎天天耳闻目睹那些背后挑唆、告密、争吵、谩骂、打群架、持械斗殴、公交车上钱包失窃等现象，至于小偷入室、强奸杀人、抢劫打砸、走后门、收礼、诬陷抓人、劳改判刑等事件也是层出不穷，以上难道是因为道德教化后，体现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所以单纯提倡“大公无私”，幻想能单纯依靠道德宣传治理好国社会，结果往往既是低效，又恰得其反。因为人都是逐利的，物质利益具体实在，可见可持，可以触摸；精神利益抽象，因个人的主观价值而异，对有些人来说显得虚无缥缈，容易消散。除了少数智慧者、直达事物本质者在乎追求精神利益，更多的普通人往往热衷于追求物质利益。幻想依靠道德治国，就会量产大批不理解精神价值的内涵，只善于道德作秀表演的“伪人”。反过来，在弘扬先进道德的同时，尊重私产和个人自由，健全良好法制，长期实行市场经济，严格依法治国等，才是造就讲秩序、守规则，风清气正社会的关键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