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这样一则小故事：在一个庙里有若干个和尚，每顿饭都是同吃一锅粥，由于当时没有什么有效的计量工具，粥总是分不匀。于是他们商量制定一个公平的制度，用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刚开始他们推举一名公认德高望重的和尚，他们认为只有最有道德的人才会最公平。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由于僧多粥少，那个负责分粥的和尚碗里的粥总是又多又稠，换了几个人最后都是这样。于是他们换了一种方法，让所有人轮流分粥，这看似一个最公平的办法，却导致了每个人只有在自己分粥的那天能吃饱，其他的日子里都是饥肠辘辘。道德和轮流执政都没能让公平降临，有人提议成立集体监督制，成立分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形成民主监督制，盼望中的公平终于到来。可由于各派意见常常发生分歧，导致效率极其低下，争来吵去，经常是粥都凉了还没吃上，这种制度不久也被废除。经过再三讨论，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却被一个简单的办法彻底解决。其实就是回归当初轮流分粥的方式，只是又完善了一步，就是分粥的人要让所有人先拿，自己吃最后剩下的那碗。奇迹出现了，每餐的粥都分得非常公平，因为分不公平自己就得挨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句话与“为政以德”都反映了孔子“以德治国”的为政主张。“道”是导，引导。“政”，是法制政令。“齐”，“所以一也”，让大家都行为一致。翻译成白话文：用政令来引导人，用刑法来约束人，人们不犯法，但没有羞耻之心。如果以道德来教化引领人，用礼的制度来规范人，人们心中有了道德的标准，自己就能主动要求自己。
这句话里面依然围绕“德”“法”两种领导和约束人们的方式，认为从道德上想办法比从制度上想办法要高明。孔子当时的语境中说出这样的话那是颠覆性的，是基于“人民的立场”。上古时期“刑不上大夫”，那时候的刑法很苛刻，也很野蛮，但都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对大夫以上用礼来治理。法家的办法是把治理老百姓的法上延至大夫以上，实际上是就低不就高。儒家是把对大夫的礼用于治理老百姓，就高不就低。儒家从“因”上想办法，法家从“果”上想办法，儒法之争，见仁见智，最终形成了“外儒内法”，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行走于2500多年的朝代更迭中。
胡适先生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开篇的那个故事也启示我们：道德永远代替不了规则，在利益面前，尤其是在资源匮乏时期或利益巨大的时候，任何道德的呼唤都会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对于人性的考验往往是悲剧的结局。
这么说好像法家比儒家高明？不一定！请看历史上那些“苛政猛于虎”，哪一个不是制度的笼子把老百姓扎得喘不过气，以命相博、朝代更替。为什么会这样呢？舒生以为，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在根子上都是“为民做主”，儒和法都是那个“天之子”手中“牧民”的工具，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的王朝千秋万代。这样的立场和方式上谈的道德与法治，如何能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因为人家压根只是让你活着，你谈什么发展。
法治是老百姓的法治，规则是大家的规则，法要成为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由共识到共为，而不是我说你做，今天不让干这个明天不让干那个，朝令夕改、随风起舞。这样的“法”如何能“治”。资中筠教授曾详细介绍过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有些条款前后讨论500多次，一经制定从未修改，只有几个修正案。是不是这样的办法只有美国可以呢？不是。我们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这么开的，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就是社会各阶层代表反复协商的产物。建国后的“七千人大会”、真理标准大讨论，都是这么反复协商碰撞中达成了难得的共识。
现在怎么办？道德要不要，道德是由内而外的约束，当然要，法治是由外而内的规范，也不能少。但前提是真正变“为民做主”为“人民做主”，让每个人都能做“人”，一个真实完整的人，都有机会充分释放自己权益和诉求，相互碰撞协商， 找到各自接受的边界，这样的边界就是好制度的基础。因为，公正的规则，能引导和鼓励人们行善；不公正的规则，会放大人性的恶。就如人们常说的：好制度能让坏人不敢作恶，坏制度能让圣人冠冕堂皇地作恶。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谈道德与法治，把道德的事交给道德，把法律的事交给法律，绝不是在二者之上还有个绝对权力。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