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微信、彩信、邮件这些联络工具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很少写信了。因此，像我以前读初中时，常为信封上的称呼该怎么写而产生的纠结，也就可以避免了。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念的初中，那时候我生活在上海外婆家，经常要给在故乡的父母写信，告知我的学习和生活近况。等到寒暑假回到父母身边度假时，又要给上海的外公外婆写信，让他们了解我的度假情况。那时候，让我迷惑犯难的，就是如何在信封上写上正确的称呼。
时光返回到五六十年前，在那个年代里，“同志”是普遍流行的称呼。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往人名后面一缀，便有了庄重而认同的含意。无论你是工农兵大众的普通一员，还是上层领域的各界人士，一声“同志”的称呼，大家便都是革命队伍里的人，有着共同的目标。这样的称呼，虽然朴实无华，却让人听了感到亲切自然。
因此，我给父亲写信，就会在信封上写下他的姓名后，再添上“同志收”这三个字的后缀。我给外公写信，也是这样在信封上写下外公大名后，再加上这三个字。结果父亲回信给我时便写道：“我怎么成了你的同志啦？”而外公，则在我假期结束回到上海后，就会来跟我说：“侬下趟拨我写信，要在我名字后头写‘外祖父大人亲启’。”“外公，‘亲启’是啥格意思啊？”我愣愣地问外公。“侬读书奈能读啊？‘亲启’都不晓得。亲启就是要我‘亲自拆信’格意思。”外公这样对我说。
可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却在课堂上明明白白说：在信封上写“父亲收”或是“外祖父大人亲启”是不符合信封写法的。因为你们的父母亲、祖父母、外祖父母，不是邮递员的长辈。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逻辑困境；于是我索性只在信封上写上亲人名字后，什么后缀也不写了，可是我父亲却又来信批评我不懂礼貌，缺乏教养。就连外公也说我是“小戆度脑筋勿转弯”。现在想来，那大概是中国人在称呼问题上难免的代际冲突。事实上，我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搞明白，为什么不能在信封上的亲人名字后面写“同志收”或是写上亲人的称呼收这种信封写法的道理。
那时候，还有一种“师傅”的称呼，要比称“同志”更随和一些。在我的感觉里，这个称呼含着劳动者身上特有的朴素。比如向路边素不相识的行人问路，叫一声“师傅”大体是不会出错的。要是向路旁小店或是修理铺的人问路，你叫他们一声“师傅”那就更是称呼得当了。这时候被问的人多半会停下手里的活计，朝你想去地方的那个方向抬手一指，把路径指点得清清楚楚。可若是在正式会场开会，去政府机构办事，或是在公文信函中，便非得用“同志”这个称呼不可了。
对我来说，却有一种不好意思叫别人“师傅”的小纠结——那就是遇到年轻漂亮的女性，你能叫人家“师傅”吗？也许有朋友会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叫的？”那就劳驾你自己去叫她“师傅”吧，反正我是不好意思开口叫美人“师傅”。
不过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小姐”“女士”“太太”“先生”“老板”这些仿佛从旧时老电影里流传出来的称呼开始流行，我之前关于称呼的小纠结，也就自然消失了。那时候，城里人纷纷用上了这些推陈出新的时髦称呼，仿佛随着称呼的改变，人们的身价也会随之抬高。可这些在城里流行的称呼，一到了乡下就变得水土不服了。我的在农村老家的堂弟就曾对我说过，被人称作“先生”感觉很别扭。那次他们夫妻在杭州逛商场，女店员热情招呼：“欢迎光临！先生、太太，想买些什么？”这般称呼着实让他俩愣了一阵子，还以为招呼的是别人。
至于“小姐”这称呼的盛衰，更是充满喜感，就像是坐了过山车，先是风光了一阵，后来不知不觉便走了味，成了霓虹灯下某种暧昧身份的代名词。于是人们开始流行叫“美女”，但这个称呼叫到了今天，感觉又渐渐变了样。那种不分美丑、不论年龄、把女性一律称作“美女”的叫法，不知道被称作“美女”的女性听到后的感受如何？但在我看来，把面相如凤姐那样的人称作美女，实在是有一种嘲讽调侃的味道，而把七八十岁的老妇叫做美女，那简直是寻人开心的恶搞了。
当然，也有七八十岁的过气明星依然很受用“美女”这样的称呼。但她们是明星，属于另类群体。至于平头百姓，就不要“老太婆坐花轿混顿顿”了。就像我家以前有个六十多岁的保姆，她在菜场买菜时，被摊主称作“美女”心中乐开了花。回来之后，她对着镜子美滋滋地端详了半天，然后对我老伴说道：“人家还叫我美女呢。”，我老伴当即对她说：“啊哟！你不要让我恶心了。”
最让我觉得好笑的，要数“老板”这称呼的贬值速度之快了。如今只要你在餐馆、菜场、商店等消费场所消费，刚一进门就会被称作“老板”“老板娘”。也许在这些场所的经营者和服务员的观念中，你掏钱来消费、购买东西，你就是我的老板、老板娘。可问题是，有些被喊的人只是个普通退休工人，或是拿着工资的上班族。你称呼他们为老板、老板娘，虚荣心强的人或许会接受，过一把老板瘾也不错；但对会较真的人来说，心里不见得会认可，只是人家不介意，不会当真罢了。可是话虽如此说，正因为如今人人都能秒变成“老板”“老板娘”，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造成了“老板”“老板娘”这种在以前含金量极高的称呼直接贬值。这就像通货膨胀时期的纸币，人人手里都攥着一大把，可谁都清楚，它早已不值什么钱了。
跟“老板”“老板娘”这种曾经含金量十足的称呼一同贬值的，还有不少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头衔称呼。比如“总经理、董事长”等企业职位的称呼，还有“书记、主任”等等官职的称呼。可不是吗？如今“赵总、钱总、孙总、李总”满天飞，“周董、吴董、郑董、王董”处处在。两三个人的公司老板也可称老总，四五个员工的公司拥有者也能叫董事长…… 我曾看到过一则官方统计数据，说是浙江省每6.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板。这数据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那些“总”啊“董”啊的含金量，大约跟普遍泛化的称呼已没多少差别。由此可见，“总经理、董事长”这类称呼的含金量贬值，也是必然的社会现象。
回想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董事长、总经理时的那种崇敬之情，听到或敬称“书记、主任”时的崇拜之心，比起从前和当下，人们对这些称呼的使用和感受，其产生的差距何止用“不同”两个字能形容。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初到一家六七百号人的二轻企业担任经营厂长，头一回听到别人称呼我为“沈厂”的时候，那份得意与踌躇，真像是在三伏天里喝一杯爽口的冰镇啤酒那般陶醉。
还记得，那时候我在称呼方面，由于社会经验的欠缺，也遇到过一些尴尬事。有一回，在办公楼的走廊里，我遇见了厂党委张副书记，我随口叫了他一声“老张”，只见他那方盘脸立刻就变成了冬瓜脸，抬头无视我走过。后来有人告诉我，张副书记最忌讳人家叫他“老张”，哪怕叫一声“张副书记”也比“老张”强百倍。那时我才明白，在称呼便能彰显人的阶层与地位的年代里，每一个字眼都要经过仔细掂量。
前些日子，我参加过一个饭局，席间有位初次见面的年轻人，端着一杯红酒挨个儿敬过来，对着王五叫“王总”，对着赵六叫“赵董”，转到我这里时顿了顿，大约拿不准我从前是什么级别的“总”，便含含糊糊地叫了声“老板”。我举起了酒杯，心里却在想，三十多年前，就因为一声“老张”，我得罪了张副书记，如果我当时改称他为“张老板”这个万金油式的称呼，他还会生我气吗？
其实，如何来称呼人这件事，原就像人情织成的衣裳。时代变了，料子和款式也会跟着变化。可身子还是那个身子，无论为其改换无数响亮气派的称呼，但到头来，想称呼的，也就是那个唤一声就能得到愉快回应的人罢了。那些曾经含金量十足的称呼，如今被用得如此随意，倒也不全是坏事——至少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已宽松了许多，不再是那么等级森严了。只是在沉思之余，偶尔也会想念那简简单单的“同志”和“师傅”的称呼，它就像随着岁月流逝，渐渐褪了色的、老照片上的人脸，不知不觉地模糊了轮廓。但在心底里回想起来，仍是那般地清晰、那般地亲近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