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阳门地铁站A口出来，中石化大楼的气派就逼人而来。每天早上8点到就9点，成批的上班族会从这个口鱼贯而出，在简陋的早点摊之间匆匆闪过，消失在高楼大厦之间。下班时的晚景亦复如是。
乞讨和卖艺，是这条地铁口日常所见。和北京各大医院、高校商圈等门口的乞讨者不同，这里的乞讨者，多是一艺傍身，技虽不精，多少也有些尊严。对这片写字楼里，普遍受过高等教育，也经历了职场和人性浸淫的年轻白领来说，这比单纯展现残肢和悲惨故事，更能触发一点残存的柔软吧。
朝外大街地下通道，是几个老年卖艺者的据点。一位吹葫芦丝的老大爷，和另一位吹萨克斯的盲人大叔，几乎每早都在。前者衣着整洁，气色红润，人也呈现着京城老大爷的神闲气定，有时是葫芦丝，有时也是别的乐器，曲子少有重样。我猜想，他大概只是将晨练和爱好换个捧场的小钱。但那位盲人大叔，则更像食不果腹的流浪汉，油腻的头发与发黑的棉服，从未更换，曲子也只有上个世纪90年代那部《渴望》的主题曲一支。萨克斯的琴盒，零零散散地躺着几张零钱。我从没见过他低头收拾，或者与驻足者寒暄，仿佛一个伤感的机器人。
我经常会想，盲人、流浪汉，五六十岁的年纪，怎会吹奏萨克斯这样的乐器？在他年轻时，若不是好的条件和品位，怎会学了这门洋乐器？有时候故事会在我的脑海中构想，或许他当年是家道败落的知青，而后又因不幸坏掉了眼睛，辗转半生，只剩下这管掉了黄漆的萨克斯，和一曲《悠悠岁月》，还留下一点当年的气息罢。
卖艺群体的扛把子，是一对山西的老夫妻，约50多岁的模样。冬日里穿着北方乡村常见的夹袄，一把大水壶、一只小音箱，一个拉弦子一个和唱调门极吵的小调。有时下班路过，那种刺耳的冲击力，会让我在华灯初上的北京街头，瞬间回到少小时，经历农家红白喜事的回忆里。比起地下通道里那两个沉默的卖艺老人，这对老两口极有活儿气，时常看见老头子对老婆子白眼呵斥几句，老婆子虽然矮胖且腿脚不利，但却倔强得回怼、争执，并不落人后。
那日，我在晚6点的高峰路过，看见老婆子从绿化带里，一边侧着身子挪出来，一边笨拙地扎着腰带，原来是小解去了。那绿化带是中石化门前的，并不高也不密，那时的夜色也还不浓，我只觉得一阵尴尬。可见她的脸上并无一丝异样，淡定自若，似乎隐匿于他人的目光之外，慢慢吞吞地系着腰带，径自挪回去，接着又升高调门唱起来。突然明白，这中石化大楼里的几十个厕所，有哪一个是给她开放的呢？人流如织的朝阳门，除了投进她铁筒的几枚硬币，跟她毫无牵扯。比起她老家的房舍，耕种的田地，这眼前的人与物，都和她无甚情分，又惧那目光做什么。反而是我这样的人，虽然不会在绿化带里小解，不会直接摆个铁桶坐地卖唱，却会为老板一句话而焦灼不眠，当个键盘侠也只敢匿名，兀自端着“精英”的幻想，自以为是城市的主人，其实连回乡的田舍都没有了。
也不是所有卖艺者都无情怀。朝阳门地下通道首屈一指的卖艺者，是一位叫逄鹊的艺人。当然，他也是有故事的：尿毒症患者，卖艺自救。每每他来驻唱，我总会驻足聆听许久，害得好几次打卡迟到。他的声音苍凉，气息稳重，饱含蹉跎人生的情感，无论是唱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唱汪峰，那种苍凉而悠长的音色，在地下通道里回旋，叠加，让我泪目。许久下去，我竟然经常期盼他的出现，给我平庸乏味的格子间生活，带来些未泯的情绪。但他并不平易近人，也许是疾病的侵害，他的脸色晦暗，神色也很肃穆而疲累，我很少近处驻足，似乎过分的打量，是对他的一种侵犯。曾有一次，我举起手机拍摄他的录像，被他厉声制止，我竟然满怀愧疚，灰溜溜地逃开，从此更不会走近去听。比起另一个常常出现在地下通道的卖唱小伙，急急地把成名成腕的荷尔蒙吼在五音不全的歌里，他不急迫，也不讨好。对于一个生命力愈加萎靡的病人，“西单女孩”或者“旭日阳刚”的奇迹，都不能消耗他残存的生命热情了。卖艺是求生，但音乐是他的宽慰。那种苍凉，是他的过去，那份悠长，亦是他的祈求。
时至五点，朝阳门又将迎来一轮下班的人流。卖艺的弦子、吉他、歌声和硬币投入铁桶中的脆响，都将掉在人潮里，挟卷而去。理性上讲，他们只是将一点单薄的技能，迅速变现为铁桶里的捧场钱。当然，不免用一些外在的褴褛和悲情的际遇，放大听者的情感，提高这种变现的数额。但他们有着另一种生活的勇气，不仅仅是在繁华世界里求温饱，求生存的勇气，更是与这个城市亦敌亦友的从容。从财富的分化和固着的阶层里，他们是城市卑微的敌人，但在对城市“文明”和等级的漠视与坦然放歌的自若里，他们呈现的，何尝不是一种“放飞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