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孔子说：“泰伯可称为至德了。他三次让了天下，但人民不了解他的事迹，不知道来称道他。”

这章是孔子夸奖泰伯“三让天下”的“至德”，呼应着《里仁篇》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泰伯，亦作“太伯”，姬姓，商朝末年生活在岐山一带周部族首领古公覃父（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并不是名字，而是氏族内部的排行，泰，位重也，指氏族内部地位显赫；伯，长也。

古公覃父对周部族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为了摆脱散居在黄土高原游牧部族的骚扰，率领部众不断南迁，最终在漆、杜之间的岐山之阳定居下来。《诗经·大雅·緜》中记录了周部族的迁徙历程：“古公覃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周人在“周原”这片沃土定居下来以后，耕地面积大规模增加，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同时他们开始兴建城邑、道路、宫室和祭坛，“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柞棫拔矣，行道兑矣”。经过数年的繁衍生息，周部族已经成为商朝西部的一个强大方国，所以古公覃父后来被追尊为周太王：“后稷之孙，实为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宓宫》。）。”

古公覃父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据《韩诗外传》、《吴越春秋》等史书记载，姬昌生有圣瑞，古公覃父贤之，他曾有意无意地说过：“我后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泰伯知道古公覃父想立季历为嗣，继而传位于姬昌，于是就托言去吴地采药，和仲雍一起离开岐下，一去不返。古公覃父临终前对季历说：“我去世后，你去请泰伯、仲雍回来，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你就把王位让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回来，你可以安心继位。”古公覃父死后，季历遵照父亲的遗训，把两位兄长请了回来，并希望他们继承王位，但是部族长老们则希望季历继承王位。泰伯知道古公覃父生前希望季历继位，因此他与仲雍商量，决定让位于季历。当时部族内部首领承袭制度并不完备，既可以按照长幼为序，也可以按照嫡庶为序，还可以论贤愚取舍，没有定制。但是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有可能给人留下口实。为了避免日后部族内部发生纷争，也为了避免日后季历对他们产生猜忌，泰伯和仲雍干脆按照吴地习俗，断发文身，远走他乡。至今想来，这一幕颇为凄凉。他们即将远离故土和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蛮荒之地，不知此生还能不能回来？在古人观念中，归属感是极为重要的，而他们今日别去，今后魂归何处？身葬何处？一切皆茫然！

孔子说泰伯“三以天下让”，关于“三”，后人有多种解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东汉王充《论衡》：“昔泰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大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大王薨，太伯还，王季避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充：（《论衡·四讳篇》。）。’”其实“三”是一个概数，一再而已；所谓“天下”，更是几十年后的一个预期，故弄玄虚而已。

商朝末年，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散居在这里的“荆蛮”之人尚未开化，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政治上也与商朝离心离德。泰伯和仲雍来到这里后，定居在梅里（今无锡梅村），并将该地命名为“句吴”，这就是“吴”的由来。他们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农耕技术和先进文化，带领当地族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开发了这片蛮荒之地，“从而归之千余室（《史记·吴太伯世家》。）”。相传泰伯为了“穿浍渎而备旱涝”，开凿了伯渎河，河水流经坊前、梅村、荡口，直至漕湖，全长43公里，据说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

泰伯把中原文明的种子带到吴地，经过数年发展，东吴迅速崛起。春秋时期，吴国一跃成为能与中原诸侯争霸抗衡的强国，因此东吴人把泰伯奉为吴地始祖，尊称他为“吴太伯”。今江苏无锡市东三十里的鸿山还有泰伯墓，享堂门旁的石柱上镌刻着一副对联：“志异征诛三让两家天下，功同开辟广怀万古江南。”这副对联对泰伯一生功绩做出了精确概括。太伯是江苏人的骄傲，《儒林外史》的第三十六和三十七回说，“常熟是极出人文的地方”，当地出了个虞博士，名育德，字果行。他在南京举行泰伯祠大祭，主祭是虞博士，亚献是庄征君，终献是马二先生。第四十八回和最后一回（第五十五回）也提到此事。

周武王克商后，曾派人深入江南之地寻访泰伯。此时泰伯已经去世，无子，其弟仲雍继位，武王遂封其后人为伯，列为诸侯。在周初大封建中，东吴是建封最早的诸侯国，也是姬姓诸侯辈分最高的（祖太伯），因此司马迁作《史记》把《吴太伯世家》列为第一。如果以华夏为正统的观念来看，自泰伯开国之初，东吴就已加入周王朝这个大家庭了。由“荆蛮”到正统，泰伯居功至伟，他与宁愿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泰伯至寿梦共传十九世，“夷蛮之吴兴”，始称王。

孔子为什么盛赞泰伯“至德”？这与他的历史观有很大关系。孔子一贯坚持以中原华夏族为尊的正统观念，他竭力贬低周边经济与文化形态相对落后的异族，设立“夷夏之防”，声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在这种正统观念的支配下，他错误地将我国古代历史局限在华夏族的范围内，他的“历史”概念仅仅是夏商周三代的嬗递，而周边各族全是野蛮、落后的“蛮白之邦”，既不懂礼义，也不懂忠信，其有君不如无君，更没有什么历史可谈。他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维护过华夏族正统地位的人物推崇备至。泰伯对于中原华夏文明的贡献不在于“征诛”，而在于“开辟”，他用华夏文明同化了“荆蛮”之邦，使中原文化发扬光大，披泽天下，因此孔子对他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