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
Q:从《我学国文的经验》哪些方面,可以看出周作人提倡现代国文教育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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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既是文学革命的先锋,也是国语统一运动和儿童教育的推动者。
- 对文学革命的诉求:周作人片面否定背书写字读经的传统国文教育的价值,虽其本身读完论语孟子诗经,但认为以前读的经书毫无益处。描写通过三个老秀才的形象(榻上吸鸦片、读诗自杀、虚弱心胸狭隘)代表传统国文教育的没落,表达对传统古文学习方法强烈的痛恨和厌恶。
- 对国语统一运动和儿童教育非常热心:作为孔德月刊第一期的邀稿,主要面对的群体是青年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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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现代国文教育两个主要方面:
- 提倡将小说引入教科书:旧时期小说地位低(晚清禁读),辛亥革命之后西游记等小说大量进入教材,在文学革命发动小说地位提高的背景下周作人反复说明自己的国文修养是从读小说而来的,从白话到文言,从儒林外史到西游记三国演义(文白)聊斋志异(文),还有很多翻译小说。
- 提倡使用白话文:周作人提到了白话文教育的重要性,少年语文学习规律由白话到文言,依次递进。
张爱玲《天才梦》
Q:张爱玲在《天才梦》中如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名利意识?
张爱玲认为自己从小就是天才神童,想表达自己成为天才的梦想。张爱玲通过高超的叙事策略使得令人反感的主题变得令人接受。
- 利用童年的天真感抵消《天才梦》中的自大感。传统文化认同成年人不应有梦想,而故事描写张爱玲7岁小说8岁画画9岁音乐家,使读者沉浸于人物的天真可爱而忽略其自我吹嘘部分。
- 中和骄傲的形象。前半部分音乐绘画文学方面的天赋,后半部分描摹自己在生活技能方面的缺乏,作为天才在现实生活中格格不入不会察言观色、为人处世的苦恼,两者交织引起读者同情。
- 在雅俗之分的视野中建构清高脱俗形象。传统文化不允许直白表达对名利的热衷,末段描写高雅活动(微风藤椅、雨夜虹霓)专注于文人审美趣味。审美上越敏锐现实越笨拙,生活的笨拙更凸显其聪慧高雅。
张爱玲实则特别热衷名誉,为出名不惜在日伪背景杂志发表作品且1949之后多次改变政治立场。
沈从文《鸭窠围的夜》
Q:如何看待沈从文的创作与湘西之间的关系?
- 通过美化湘西,来追寻乡村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以批判现代都市文明的庸俗虚伪、缺乏活力。对吊脚楼生活剔除真实的琐碎,进行人情化的描写,建构嫖客和妓女超过金钱美好的感情关系(客人捎话,年三十不加钱)基于批判都市生活,怀念美好湘西。
- 有关湘西文化原始主义倾向的描写,表现了沈从文以“原始主义”改造国民的愿望。捕鱼仪式艰苦而神秘,对吊脚楼生活的思考:用原始生命力战胜艰苦。现代文学出发点救亡启蒙,用湘西原始生命力为国民注入新鲜活力,民族精神良药,湘西充当沈从文探讨救亡启蒙话题的工具。
- 站在批判和怜悯的立场上,为了保持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有意与湘西拉开距离。(赞美湘西淳朴民风,不批判开放婚姻关系,描写血淋淋祭祀仪式原始主义倾向的捕鱼仪式),避免细节描写自己深入的生活,所描绘的不是真实的吊脚楼,为体现文化优越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反思湘西文化的问题(如吊脚楼建筑浪费木材不合时宜)或怜悯的角度批判湘西人们生活,体现距离感,不真正认可湘西。
王元化《李鸿章办外交》
Q:如何看待《李鸿章办外交》对李鸿章傲慢外交做派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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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外交活动中的傲慢态度
- 受到传统士大夫夷狄思想的影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通过太平天国运动了解外国实力,传统士大夫使其对外国抱有敌意态度。
- 受到中国国力消长的影响。1885年中国军事实力曾能与日本匹敌有底气,随清朝国力江河日下执掌外交事务时面临屡战屡败、丧权辱国的困境,又不能辱没中华大国气派,用骄傲的态度维护大国气派。
- 争取国家利益的外交策略。积贫积弱清朝国力不支持其国际发声,依靠自己骄傲赢得与列强博弈的机会,挽回利益减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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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傲慢做派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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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岳瑞和刘焜将其视为震慑洋人、获得外交主动权的行为。
- 李岳瑞相信李鸿章对施阿兰表示轻蔑(年龄与孙辈近似)震慑其嚣张态度事实。
- 刘焜欣赏李鸿章傲慢做派认为起到实际效果(亲眼目睹:李鸿章到来喧主夺宾扭转交涉形势)
- 王元化则将其解读为国人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常识上认为用年龄辈份压倒对方对西方人没用,国人对西方嚣张气焰愤愤不平,李鸿章用年龄侮辱施阿兰的故事给予精神安慰,现实的劣势获得短暂的精神满足。
- 王元化对晚清外交不务实际特点的批评,主要从五四话语框架(科学民主,全盘西化+彻底否认中华文化)出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晚清时代的同情性理解。李岳瑞和刘焜认同在艰难时局下维护大国体面争取国家利益的行为,但王元化认为这是不符国际礼仪不符实际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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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岳瑞和刘焜将其视为震慑洋人、获得外交主动权的行为。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Q:如何理解陈寅恪提出“殉文化说”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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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文化说”否定“殉清说”解释王国维的自杀。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所殉的文化是君臣之伦,而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忠于清朝为表面,忠于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为根本,可见殉清说和殉文化说并不能截然区分。陈寅恪提出三纲六纪,认为王国维所殉非清王朝而是清王朝推崇的三纲六纪中涉及的君臣之伦,但两者实则相近,“殉文化说”是“殉清说”的进一步解释和挖掘,是提炼出的精神实质。“殉清说”贬低王国维人格“殉文化说”赋予自杀以传统文化的象征。“殉文化说”的目的是借王国维自杀的事件,宣扬自由独立的学术思想。
王国维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主张全盘西化的主流社会思潮下反而成为彰显自由独立精神的表现。不同于“五四话语”,陈寅恪一方面吸收外国的学说,l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在现有基础上继承改良。陈寅恪对王国维自杀事件中精神实质的挖掘,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们都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赞美,也是对抗激进社会思潮的途径。
《兰亭集序》
背景:东汉末年,宦官专政垄断仕途排挤官吏名士,加之自然灾害,文人开始直接面对死亡,思索死亡,关注离别、死亡的诗歌涌出。在充满死亡与离别的东晋社会,很多名士通过服药来强身健体。
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正是文人强烈生命意识的重要体现。
张岱《西湖七月半》
Q:如何理解《西湖七月半》关于雅俗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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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西湖七月半》通过对比官宦、闺秀、僧妓、市井之徒和文人五类人游西湖展现了晚明文人对于“雅”的追求。
- 听觉:俗人喧哗,文人冷寂。官宦“声光相乱” 名娃闺秀“笑啼杂之” 僧妓“弱管轻丝” 市井之徒“嚣呼嘈杂”文人“或匿隐树下,或逃嚣里湖”安静赏月。
- 视觉:俗人俗丽,文人清雅。官宦“楼船” 名娃闺秀“亦船亦楼”文人小船简朴优雅。
- 心态:俗人做作,文人随性。官宦“玩乐” 闺秀“左右盼望” 僧妓“欲人看其看月” 市井之徒跟风扎堆,与四类人喧闹做作相比,文人游西湖冷寂、清雅、随性,充满了优雅的情调。
晚明文人之雅在家具、饮食等方面均有体现,例如文人家具要符合古制,注重质朴和自然;文人饮食要清淡、精致,注重食物的本味
晚明文人对于“雅”的追求,亦是出于阶层区分的需要,但实则不易实现。游西湖在晚明属于一种炫耀性消费。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游西湖的经济能力。当其他阶层来分享西湖的文化象征意义时,文人不得不创造新的文化时尚来质疑其他阶层游西湖的合法性。为了与其他阶层相区分,文人将其他阶层的西湖之行贬低为俗的行为,将文人阶层的西湖之行建构为雅的表现,从而宣称了只有文人阶层才具备领略西湖意境的能力,才能享有游览西湖的权力。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Q1:荆轲与太子丹是知己的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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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是被迫同意刺秦的。
田光以死相逼,燕太子丹劝说良久,荆轲才不得不同意。荆轲本为士而非刺客剑术不高明,在众人逼迫下走上行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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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和太子是利益交换的关系。
荆轲同意刺秦后“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纵情享乐绝望后的发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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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丹是一个不顾大局的小人
秦国作人质逃回且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加速燕国灭亡;荆轲出发前等人时被催促还要先发秦舞阳羞辱荆轲。
总之,太子丹不是荆轲知己,荆轲不是“士为知己者死”,含恨踏上不归路。
Q2:如何看待司马迁对荆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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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
司马迁对“士为知己者死”饱怀疑困惑态度,透露出对君主的失望。太子丹不信任荆轲催其上路还安排秦舞阳监视,司马迁报答汉武帝知遇之恩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皇帝出力解忧,但为李陵败降之事辩护时却受宫刑,该事件也成为司马迁思考君主与士人关系的转折点。司马迁对荆轲为小人付出生命而感到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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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失败英雄的惺惺相惜
史记推崇失败英雄,司马迁是仕途上的失败者,赞赏项羽同情失败遭遇,同感于李广生不逢时的境遇,
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思考:不鼓励“臣为君死”,鼓励珍惜生命,有限的生命成就作为。如对屈原投江自尽表示遗憾,以其才华定会重用。李陵拒降固然会青史留名但实现不了个人价值死得遗憾,因此在这样的思想下司马迁为李陵辩护。
袁宏道《徐文长传》
Q:袁宏道如何对徐渭的生平事迹进行剪裁和处理,将徐渭塑造为一个怀才不遇、令人同情的文人形象。
由于袁宏道和徐渭在文学主张上的相似性(主张创作不拘格套,反对一味模仿古人),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不仅高度赞扬徐渭的才华,也表达了对徐渭深深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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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望龄相对客观真实的《徐文长传》相比,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使用了两种改编策略将徐渭塑造为一个怀才不遇、令人同情的文人代表。
- 渲染了胡宗宪对徐渭的赏识(胡宗宪是总督而徐渭仅谋士,社会地位差距过大胡不会对其百依百顺),故意夸大了徐渭在抗倭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人提议、仅商量),以突出徐渭的才华和军事才能(徐渭比较光彩的经历是在胡宗宪手下做幕僚)。
- 淡化了徐渭身上的污点,文末略写徐渭杀妻的故事、将徐渭的自杀完全归结为精神错乱的原因,且颠倒顺序(徐渭在杀妻前为躲避被抓牵胡宗宪连装疯)。
袁宏道作徐文长传是借徐渭宣扬公安派的文学主张,目的性强因而有文学色彩。陶望龄所作传客观写实,且文学水平稍次。
《世说新语·任诞》
Q:如何看待世说新语关于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
在士庶力量激烈斗争的刘宋时代,在门阀政治的影响下士族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世说新语》是出身低级士族的皇族对高级士族的文化进行效仿的产物。但是,东晋时期不少门阀士族对高情雅趣的标举,是出于好名的机心。
王徽之出名源于傲慢轻浮任性举动,王徽之讨厌归隐,王徽之的归隐,并非出于对黑暗政治的失望,而是任情纵性的结果。
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虚伪故事(高尚的戴逵不愿接见,“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在很大程度上是借戴逵的高名来标榜自我。
王徽之赏竹、听笛(显贵的桓伊素闻王徽之名为其弹琴后就离开两人没有交流)故事看似任性率真、风流自赏,也是故作旷达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