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我们住的房子，还是解放前留下来的。除了四面墙是砖砌的外，上下两层六家共十二间房，全都是用木板隔成的，地板也是木板夹层的。当时肯定是好房子。到了我们住进去时，就有些陈旧了。等到我记事时，地板、墙板上的油漆都已磨得差不多了，家具也全是公家配发的。我家住在二楼的西头。父母住外间，外婆带着我和妹妹住在里间。
十四年的生活，让我对这里有了一种很深的感情。父母亲带着我从南岳到长沙后，我们家就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我的父母亲“文G”中下放，先后离开单位搬出去为止。
虽然父母都有工作，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还是紧巴巴的。尤其是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被行政处分后，工资降了一大截。由行政18级降到21级，后来的有关住房分配，基本上就不考虑我们家了。
那时，机关有食堂，绝大多数干部家都去食堂打饭菜。好多时候，我都跟着爸爸去食堂把饭菜打回来。后来，我大了点，爸爸就让我独自去打饭菜。
一般情况下是三份菜，三五分钱的蔬菜和一毛多钱的带点肉的荤菜。食堂早就用一个一个碟子装好，放到抽屉里。然后竖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菜名和多少钱一份。等你要什么了，就从抽屉里拿出来，倒在你带来的碗里。说是三份菜，可大概合起来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份菜。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家五口，不是说吃的特别省，而是那时候，就这样的生活水平。
当然，家里也时常自己做饭菜，但多数时候是逢年过节，才去市场上买点好一点的菜回来。如春节，基本上就有我最爱吃的肘子。所以，我特别期待这样的日子。
上世纪60年代初，许多家庭都养鸡养鸭的习惯。机关也不像现在这样子强调所谓的环境卫生，基本上是没人管的。因此，这一习惯在我们家延续好几年。也因此，家里的生活多多少少有些改善。
父母的余钱并不多，偶尔也给我点零用钱，吃个冰棒、薄荷糖什么的。三分钱的白糖冰棒，五分钱的绿豆冰棒，我都很爱吃，却常常看着别的孩子吃。我还特别喜欢看小人书，一分钱、两分钱一本。放学后，我一般要在书摊上看上一两本。
但这样的“好事”不是常有的，毕竟父母给的零花钱不多。我总是要节省着用，养成了花钱谨慎的习惯。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到了自己能够挣钱的时候，这个习惯依然存在。
长大一点后，我就学着大孩子，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去火车北站帮拖板车的工人推板车。从火车北站大门进去，右边有一个六七米长的陡坡，连着站台。板车工人需要从这里将货拖上去。力气大的，可以一口气冲上去。但大多数是需要有人从背后帮着推一把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当时能够赚到钱的唯一机会。推上去，一分钱。你要在运货最多的时候守在那里，但因为来推车的孩子多的时候有五六个，一个小时左右，也只能推上五六次。
从北站出来经过我们卫生厅、湖南医学院所在的这条“北站路”，大约有一公里长。但从火车北站大门出来，迎面就是一条坡路，不算太陡，但有将近百十来米长。如果仅仅是推上坡，两分钱。如果是一直推到底，就是五分钱。
我的个头不高，力气也不大，所以揽下的活常常被别人抢了去。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就推过一次。到头后，那个拖板车的工人原本不打算给我五分钱的，说是我力气太小了。可最后看着我人小，还要来推车，犹豫片刻后还是给了我。
看着这个最大的硬币，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但推上三五次后，我就很累了，不得不停下来。但不管怎样，我都把“攒下”的零钱留了下来，舍不得用。这大概要算我的第一次“打工”的经历吧。
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我高中毕业后，在家里待业时，我会主动去街道办事处申请做临时工。做临时工的次数不多，但什么建筑工地的小工，金属废品回收公司里的杂工，我都做过。外婆也常常从外面揽回来活，什么糊火柴盒、加工莲子、刨生姜皮、兰花豆粗加工等，我都特别喜欢做。
身上不多的零钱，除了买电子元器件外，书是我最喜欢买的。如：《小萝卜头奇遇记》、《十万个为什么》、《宝葫芦的秘密》以及无线电方面的书，等等，这是我当时最好的课外读物。一直到现在，买书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有一次，妈妈拿出来一个存折，要我去机关对面的银行去取十几块钱回来，我看到那上面有100来块钱存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家里的存折，印象中，这就是当年我家存钱的最高记录。
之后，这点钱很快就被用光了。是不是因为我突然得了阑尾炎要住院开刀花掉的，还是其他原因，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但我的“懂事”就在于，从此，我知道了家里是没有什么存钱的。正因为如此，从小我就养成了不乱花一分钱的习惯。
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毛笔字，那一瓶一瓶的墨汁我是舍不得买的，而是买来墨自己磨。一次多磨一点，用一个小盒子装着，盒子里面放的是用来吸墨的蚕丝。这蚕丝就是我养蚕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