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医文化的兴衰

《老牛漫谈中医》既然是漫谈那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我们不去做什么专业的论述，不去纠结无意义的学术细节，只是简单梳理一下中医发展的时代特点。不管是在历史哪个时期，都随之能体现出中医的时代特点。

老牛和大家一起沿着中医的发展历史慢慢梳理。从大的方向上看看中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其实中医本身是一门哲学，它和其他的学问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统统遵循一个规律，从开始产生萌芽，经历漫长的积累期，就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一个高潮，一下子奠定这门学问的巅峰时刻，然后就是慢慢走下坡路，这种大的趋势下，就算是期间有小的反弹都不可能超越那最高峰。任何一门学问都是这样的规律，中医一定也不例外。我们中国人不要像西方人那样，总是以一种直线的逻辑的发展观来看待事物的发展。认为事物可以一直向前、向上不断的向前发展。这就像郭德纲的戏言一样:“这，走到哪里算一站啊”。

《伤寒杂病论》的出现就是中医学发展的最高成就了（很多业内人士认为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是对中医学的补充，老牛个人是不认同这个观点的，关于这个话题下面就会谈到。）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中国传统文学，老牛本人不是专业人士，就是简而化之列举一下。比如文字在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秦篆、汉隶直到魏晋王羲之的书法为止，算得上一个巅峰时刻，再往下千年可以说无人出其右者了。

中国文学在经历了文字的高峰之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民国白话文的兴起至今，眼光独到的人们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文学在变的越来繁琐了，文字读起来是越来越通俗易懂、好理解了，看起来也越来越漂亮了，但是却丢掉了那种形而上学的悟道的感觉了，那种感觉就是丢掉了巅峰时刻的灵魂一样的感觉。用大白话说就是，越来越能叨叨了，但是越来越没味了。这种思维方式是道家思惟方式，中国文化如此，其他所有的学问都如此，只不过当今的中国人都学西方学的差不多了，已经模糊了这种黄老哲学思维模式，变的越来越像西方人了。失去了黄老哲学思想的指导，才会出现当今中医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不过还好中国文化经典还都在，仁人志士也层出不穷，中华文化一脉断不了。

用心去看早期的中医

回到中医来，上至盘古开天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公元前1000多年的夏商周时期，中医都是处于一种不可考的时期。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需要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就按照一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来试想一下，在那个从饮毛茹血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后期的这一段漫长的时间内，上到贵族奴隶主，下到贫民奴隶，只要都是人，人吃五谷孰能无病。那么在那个物质文明极度匮乏，经济物流处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时代，人们是不可能轻易吃到朝鲜高丽参、伊朗藏红花、云南正三七的，简便验廉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那就是身边的随手能得到的东西都被智慧的运用起来。

一根一头燃烧的树枝是不是艾灸的前身？一块钝滑的尖石是不是就能拿来按摩受伤的躯体，这算不算最原始的砭石发现？女人们采集挖掘出来的辛辣的块茎类植物，熬水喝吃下去就能抵御偶感的风寒邪气，是不是我们经方中医喜欢用的姜附一类的热药？用来狩猎的弓箭浸泡过的，有毒的植物动物的汁液具有麻痹动物的作用，这是不是草乌川乌的最先发现？一些昆虫晒干焙干后使用就能治疗淤血肿毒，这些是不是水蛭、虻虫、蛰虫的发现？一些偶尔挖来的，混淆在熟识的植物块茎当中，或者一些植物的种子吃下去就会造成剧烈的腹泻，这是不是中医的治水重剂，芫花，甘遂、大戟、巴豆的最先发现？这些心同理同的生活化的场景，是不是很现实，而且越是生活化的情景，越往往更能接近真实的历史现实。在此老牛是不认同一些学究派的观念，一切论断都必须要靠考古证据来证明。只要是人类具有的相同的感受，就能说明最真实的真理。这就如同一个古代母亲爱自己的孩子还需要考古证据来证明吗？

医易同源

我们都说神农尝百草，这其实都是那个不可考时代的特点，人们习惯用假托神话人物来涵盖代表一众祖先的实践经验。我们中医四大经典中《神农百草经》、《黄帝内经》、《难经》都类似，都是那个时期假托神话的产物（内经成书时代有不同的观念，存疑吧）。

人除了物质层面的需求，还有精神层面的要求，至少在这个时代“中医”“巫医”根本就是一回事，而巫的产生就是产生于古人对自然界的观察，观察到一些大自然或者我们人类自己的精神层面运动的规律，这些规律往往都是很神秘而不可言表。这一点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只要是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有巫的存在，这在现代科学眼里基本属于封建迷信或者说是特异功能的范畴。

可是如何描述这些现象就变的很困难了，因为用语言老是讲不清楚。但是中国人很别出心裁，我们不用讲的，用画把这种现象画下来，这些不断展现的“象”反复出现，而且总是那么几大类反复出现的，伏羲氏就出来给我们总结，亲手画卦，用各种卦象来展现那些不可言说的规律，这种不可言说的规律当然也包括人类的疾病规律，这就是医易同源的最根源的原始点。

卦象其实和中国文字的产生都是一个母亲，都来自同一种哲学思想的指导，那就是忠实的记录真相的哲学思想。老牛个人感觉这才是中国文化绵延几千年而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所在。也就是中医精神最值得称颂的地方，也是老牛演绎伤寒大义的精神源泉。

对这一系列卦象规律指导生产生活的掌握，更别说是对疾病规律的掌握，这必然导致这种学问成了人们日常生活活动的一件工具，成为了一种生活必需品。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屡屡奏效，所以人们把这些有价值的经验流传了下来，至少我们古人不会傻到把一些没有一点用处的东西留下来吧。

上述这种生活必需品其实就算是不用依靠文字记录依然可以广泛的流传下来，因为那时的人们就算是依靠简单的口传心授也能流传几千年。就在这几千年的不断大浪淘沙之下，特别是奴隶制社会到封建（诸侯分封制）社会后期，一部分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劳动的士大夫阶层出现，这部分人才具有超常智慧和条件的人，把这些民间中医活动经验哲学化、理论化，从整个社会文化大范畴中分离出来，专门指导人们的医疗活动，慢慢形成一种独特哲学模式，这就是中医的最原始形态。而这部分士大夫阶层的人，就是如今老百姓喜欢把医生称为“大夫”的原因，这其中是包含着尊重和敬畏双重意味的。鉴于这一点，把中医和易经体系的产生说成是同卵双生子也不无过。                                                                             

封建时代对纯中医的无意间的保护

从封建奴隶制到封建诸侯分封制，再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封建君主独裁制度这段时间内，早期中医其实严格的说只能被少数士大夫阶层所掌握。毕竟在那个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人类社会的阶级地位是很分明的，就算是连一般的书籍典籍也不是谁都能看的。超过98%的人民群众都是文盲，连刘邦这样的亭长自己都不认识几个大字，必须依靠萧何帮他处理文件，更别说普通的百姓了，这样的时代特点也注定了学习掌握中医只能是少数人的特权。

还有一点，那就是在汉朝后期发明造纸术之前，那种昂贵的竹简和丝帛书籍怎么可能是寻常人家能轻易得到的啊。所以能接受并且喜欢中医，并且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中医的人士注定不会太多，所以一般都是士大夫阶层的士人们兼职做医生。这种时代的限制对于纯中医这门学问来说也许是一种保护机制，但是这种适当的“保护机制”，的确影响到一部分百姓得到中医的惠顾，这属于不利。

但是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这样的不利反而能使得中医的传承得到了保护，士人阶层的高门槛性的确是保证了中医从业者的素质。中医这个行业里面也讲究同样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原则，这样就能使得中医从业者不需要为了生计而轻易放弃中医的根本原则。这一点也是老牛一直非常看重的，太过于趋利的小人心态，就算是有再高的智商，也不可能谨守中医“治未病”和“治病必求于本”的根本原则，这也是当今社会中医事业不堪的又一个主要因素。

大家试想一下，那些中医院校毕业的学子们，一穷二白（官宦二代一般是不会选择从医这样的荆棘之途的）是共性，赶紧混口饭吃是第一要务，怎么可能忍受那漫长的、实践体悟发酵的必经阶段。

直到造纸术和印刷术出现之后，老百姓才开始慢慢有机会接触到逐渐大众化了的中医典籍，以至于到了唐宋时期，迎来了中华文明的大爆炸，并且在中医这门优秀学问的护佑之下，把人类的文明事业推向了一个巅峰时期。这一点宋朝的统治者们做的最好，主动担负起中医的传播教育事业来。但是这种中医的二次扩容就开始显现出弊大于利的苗头来了，因为宋朝统治者的刻意人为的撰述传播，造成了民间流传的“普及版中医教材”的流行，这种人为的流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考虑老百姓参差的认知能力，为了迎合这种参差的理解能力，就必须适当的庸俗化大众化，这样逐渐的的演化，也注定使得中医在经历了汉唐时期的鼎盛之后，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下坡路。

免遭秦火的涂炭

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编撰《伤寒杂病论》这一段时期，是中医从基本生活工具和生活必需品，慢慢升华到理法方药面面俱到的中医伤寒体系的重要时期。在这段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持续几百年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爆炸，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诸侯争霸，带来了把各种理论付诸指导实践的机会，这样的中医就会难免产生一些原始的派别，直到汉朝推翻暴秦之后，罢黜了百家，表面上看是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外儒内道的汉文化基本基石之后，这种文化格局是最适合中医发展的优良土壤。春秋战国的文化繁荣促成了各种学派的雨后丛生，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本身就是一种优胜劣汰的自然淘汰。既有自然淘汰之秦火的焚烧，也有汉朝回归道统的的大势所趋。中医才有基础在东汉时期走向辉煌。

说道秦火的焚烧，在毁掉了一部分百家经典的“一失”之后，歪打正着的也有了“一得”。司马迁史记《列传》李斯列传中记载：“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明确的说明：“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李斯作为儒家的后传分支法家人物的代表，也是具有不凡的哲学眼光的，他为秦始皇上的这一奏折，除了满足了一个法家人物严而少恩的个性之外，也能够以法家独有的尊君正本的指导思想，来维护文化的纯粹性，避免那种隐藏在外表繁荣之下的，本质上的离经叛道。这样的歪打正着恰恰保护了中医这门独特的学问。

司马迁受腐刑而偷生完成史记，这展现了他非凡的雄心毅力，以及审视文化传承真谛超凡的眼光，用被后人所敬仰的严谨的史学家的态度，来忠实的记录了这些事件的真像，他是不可能为前朝秦始皇歌功颂德的。他要做的就是尊重历史，客观的记述历史。秦朝这种大刀阔斧以简驭繁的态度，也的确是那个时代所必须的，毕竟经历了几百年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混乱繁杂，在维护文化传承的正统上，的确需要拨乱返正一下啦，那个暴秦就是一把快刀斩了这一团文化乱麻。为后来汉朝文化的统一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纯中医在这个时代恰恰成了受益者！                                     

》》编后语

《医学三字经》系清代名医陈念祖（字修园，1736~1820年）所著，与《濒湖脉学》、《药性歌括》、《汤头歌诀》并称中医四小经典。陈修园具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并注意由博返约的总结。他所编著的几本小型医术，具有简明扼要，便于初学的特点，在普及中医学方面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医学三字经》的“医学源流第一”列出了中医发展的主要源流，陈氏评说虽有偏颇，但不失为了解中医历史源流的很好来源，现全文附下以供参考。

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

难经出，更洋洋。

越汉季，有南阳，六经辨，圣道彰；

伤寒著，金匮藏，垂方法，立津梁。

李唐后，有千金；外台继，重医林。

后作者，渐侵淫；红紫色，郑卫音。

迨东垣，重脾胃，温燥行，升清气，

虽未醇，亦足贵。

若河间，专主火；遵之经，断自我；

一二方，奇而妥。

丹溪出，罕与俦；阴宜补，阳勿浮；

杂病法，四字求。

若子和，主攻破；中病良，勿太过。

四大家，声名噪；必读书，错名号。

明以后，须酌量；详而备，王肯堂。

薛氏按，说骑墙；士材说，守其常；

景岳书，著新方；石顽续，温补乡；

献可论，合二张。

诊脉法，濒湖昂。

数子者，各一长；揆诸古，亦荒唐；

长沙室，尚彷徨。

惟韵伯，能宪章；徐尤著，本喻昌；

大作者，推钱塘。

取法上，得慈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