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去理发，接待我的是Kevin老师。每个理发店都有一个Kevin，紧身皮裤，尖皮鞋，健谈。

Kevin老师跟我说：“帅哥，你头顶有点脱发哦，要不要让我们专家帮你检查一下？”我一惊，他用手机拍了张照片给我看，还真的有点儿掉发，不仔细看难以察觉。接下来当然是套路了：办卡、赠送疗程之类。

讲真，每次编各种理由来应对理发店的推销，我都有种“很抱歉给您添麻烦了”的心理。Kevin老师紧锣密鼓的关心——“你这么年轻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替你感到担忧啊”——让我由衷感到拒绝是一种辜负。

从理发店逃走，我暗自为这件事情感到惊奇——最了解我身体变化的人，不是爸妈或者女朋友，不是我自己，而是无亲无故的理发师。甚至最关心我身体变化的，也还是理发师。尽管Kevin老师的目的是赚我的钱，但正因如此，他的“关心”才显得赤诚而实在，在健康的市场里，欺诈客户显然是不够经济理性的。

仔细想想，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每天在照顾我们衣食住行的，几乎都是Kevin老师这样的陌生人。

理发师比爱侣更温柔地为你整饬毛发；推拿师傅知道你日夜伏案所以肩颈最为劳损；外卖小哥每天中午敲门给你送来便当；保洁阿姨每个星期六下午会上门做清洁（这个“家”的布置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她而不是你）；专车司机在你下楼前就已经把车停在了门口；理财经理随时调整你的资产配比和投资方向……

这些不断增加的临时关系，提醒我作为个体在世上存活是可行的。毕业后，一穷二白的时候，我就从家里搬出来，哪怕和父母还在同一个城市里。我还是会牵挂父母和家人，但再也没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依附在原生家庭中了。我的意思是，在生活上保持边界感让我们彼此都更加舒服。

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分割了家庭的职能。母亲不再需要把时间都花在全家人的饮食起居上；父亲也不再充当儿女职业和人生的引领者；青壮劳动力不需要回到原生家庭中去继承农田。我热爱这种自由，坦白说，没有人会喜欢互相束缚的生活，哪怕是基于血缘。

深圳6平米的公寓引起的巨大争议，某种意义上是对于“家庭”消失的恐惧。传统认知里，家庭应该承载衣食住行，容纳天伦之乐。6平米的狭小空间，则摆明了是单人宿舍而已。

空间的大小不是问题所在，对在深圳漂泊的年轻人来说（以中国城市化的速度，这样的年轻人只会更多），居所的确只是提供安逸睡眠和周末休息的地方，他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办公室、咖啡店、酒吧、旅行路上。社会关系也在这些空间发生着，有没有一个“家”并不太重要。

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的吸引力也正在下降，劝告年轻人结婚的理由，越来越难以自证其明，“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结婚？”

饭否上有个姑娘，每次在男朋友家做爱过后，都要穿好衣服回到自己公寓，同样，男朋友也不被获准在她家里过夜。这种行为含有不由分说的边界感——我们可以互相分享身体，但不意味着要从此共享生活。

年轻人离开原生家庭，又迟迟不（或者干脆不打算）组建新的家庭，这种景象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日本NHK电视台拍过一部纪录片《无缘社会》，追踪在东京去世而无人认领骨灰的死者故事。这些人的死亡被称为“无缘死”，所谓无缘，是指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孤独地在公寓里居住，突然在家里死去也无人发觉，甚至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消失”了，整个社会照常运转。多半死者是在死亡一周以后因为“恶臭”才被发觉的。

政府联系了死者的亲属，很多人并不愿意前来认领亲人的骨灰，理由各式各样。

“本人因为已经结婚，不能认领双亲的骨灰。”

“我已经开始了第二次人生，不想再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不想再跟他有什么关系。你们把他处理掉吧。”

“五十多年了，虽说是我弟弟，可我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瓜葛。”

NHK的记者采访到第一例的时候，感到无比心寒，直到越来越多雷同的案例出现，他们才发出感慨：

现在大概已经到了这样的时代里吧，这些无人认领的骨灰，当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从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被切割出来了。

我的朋友袁艾家看了这些故事，心有戚戚地说：“有一天我大概也会像这样死在公寓里，没有人会发现。”我说：“不会的，只要你超过三天没发朋友圈，我们就会去你家里收尸。”

NHK的纪录片播出后，日本年轻人群体里蔓延着“无缘死”的恐惧。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因此选择回家乡，回到父母身边去。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独自生活已经像刻在基因里一样无法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