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第二》：君子不是东西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讲“为政”，差不多就是在说“为正”的教化。因此，在他的概念系统中，会频繁的出现“君子”。
君子，实际上就是“正人”的化身。作为“正人”的化身，是孔子树立起的正面的典型，所以，在《论语》中，我们会经常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讨论“君子”的对话。
孔子讲“君子不器”，南怀瑾先生开过一个玩笑，“君子不器”硬生生翻作白话文就是“君子不是东西”。听起来很可笑，但真正笑过了，冷静下来思考——居然有一定的道理。
“器”是器具，特点是各有其用。“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能像一件器具，只合于某一种用途，只能在一种环境中成其为“君子”。换句话说，真正的君子应该体现在各个方面，各种场合。顺境中有君子的样子，逆境中更要有君子的样子。富有时，能富而好礼；贫穷时，能安贫乐道。时时处处都有君子的风范，君子的特质。
一、器用与君子：当下不器
“为政”也好，“为政”也罢，孔子始终讲得都是“为”，“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主动、积极。而任何一种“器”都是摆在那里，为人所用时，才有用，不为人所用时，便无用。“器用”是被动的，“为政”是主动的，主动的“为政”不能受到被动的“器用”的约束，丧失人之为人的灵动和向上。
有个朋友，很善于读书。每一次见他，包里总背着不同的书。以至于，熟悉他的人，和他打招呼时，总是先问“最近在读什么书？”忽然有一天，他做出了改变，包里不再背书了。别人问起时，他说：“书是为人所用的，不是人的负担。不是我一定要读什么书，而是什么书合我所用。所有的书，都是相通的。”
这位读书朋友所说的相通，大概就是君子之道了。书有千百万种，但都是合为解决问题而用的。问题也有千百万种，但在某种具体的场景下，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恰当的做法，或者说把人做得很合适，把事做得很漂亮的，只有一种，那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那种。
《道德经》上讲“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意思是说，揉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换句话说，任何器具的作用，都是发生在特定时间、空间背景下的。
由此来看，君子与器具最大的不同在于主动，而君子不受器具制约的全在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背景。抓住了自身所处的时间、空间背景，做主动上的精进，才是君子。受特定的时间空间背景局限，陷入器用的被动，就是一个️东西而已。
二、逐求于君子：未来不器
关于“器”，孔子在《春秋》中做过点评。鲁成公二年，在齐卫之战中，新筑人仲叔救了卫国的大夫孙伯子。卫国国君想赏赐给仲叔城邑以表示感谢，仲叔推辞不要，却请求赐给名分和朝见君王时的地位。孔子为此感叹道：“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
透过这段话，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国之重器，不可轻授于人”的意味。孔子甚至列出了“名、信、器、礼、义、利”的“国政”逻辑，将对于名、器的轻视，归纳为国家“政亡”的象征。
从这个意义上讲，“君子不器”不仅仅指向与当下的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器用，强调君子的主观能动行。也为真正的君子规划了一个“未来不器”的形象，不能将对名器的逐求当作人生目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便与仲叔一般，比贪恋一些世俗的利益更为可怕和可恨。
君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做过多种多样的描述，但始终不愿将之定格在某种具体的样态。这大概就是“君子不器”最为具体的应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