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淡水泉
法家思想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的奴隶制已经开始解体，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变革时期，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使奴隶制经济的瓦解，伴随着上层建筑的“礼崩乐坏”和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思想逐渐形成，他们主张打破传统的“礼治”，反对世卿世禄的奴隶制等级特权制度。
分封的诸侯在建立自己国家的同时，都广开言路，改革创新以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随着商鞅变法在秦国的成功推行，春秋时期法家思想开始粉墨登场了。但是随着刘汉王朝的全国统一，为提倡修养生息和吸取秦王朝灭亡的前车之鉴。除汉武帝外的历代君王仍然比较喜欢推行儒家的思想，所以法家影响渐渐薄弱。但就西方而言，基本上都是依法治国，一切建立在法的基础上再讲究德。而在我国，二千多来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德的基础上再讲究法。所以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在法家思想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相对于儒家可能会更为理想。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很多，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位最为著名，他们是商鞅、申不害与慎到等，其中韩非子的理论则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一般而言，法家思想有三个基本理论，首先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观 。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本来都是喜欢好东西，厌恶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要他人有良好的行为，就要奖励他；要避免他人的不良行为，就要给他一定的惩罚。用赏与罚来解决这一问题最为合适。例如，商人一般都是好利的，我们就为他提供良好的政策或是为他准备一个宽松的环境，商人就会在此追逐利润。同时，商人也有很多不良的行为，我们就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让他知道如果犯法，将会受到惩罚，这些惩罚和条文使得商人恶害，于是他便不敢去行害，因此只得做好事来追求利益。“好利恶害”是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说法则制定的关键在于赏罚分明。
多年前，我在街头看到一本书，叫做《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原则》，买回去看了看，是很薄的一本小册子，大概一小时就读完了。这本书中谈到什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原则，总结起来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四个字——赏罚分明。该赏的行为我们赏，此种行为就会被重复，因为被赏了，能得到好处，以后可能就会变为很好的示范；该罚的行为我们就应该罚，如果得不到惩罚，这种行为将会不断地延展下去，最后会导致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领导者必须赏罚分明。下面有一个故事，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从前有一个苏格兰渔夫，每日白天在湖泊上抓鱼，晚上把船板收拾干净，坐在船头上一面喝酒，一面欣赏月色。苏格兰人酿造的威士忌堪称一流，酒非常美味，月色也很漂亮，因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渔夫感觉非常好。有一天晚上，他坐在船头边喝酒边欣赏月色，突然间从水中冒出一条蛇，口里叼着一只青蛙，眼看这只青蛙就要变成蛇的美餐，青蛙就叫渔夫救他，渔夫大动恻隐之心，跟这条蛇讨价还价，说：“蛇，你干吗要抓这只青蛙呢？它多可怜，你把它放了吧。”蛇说：“奇怪，我累得半死终于抓来一只青蛙想吃掉，你却叫我放，那我放了它，会得到什么好处呢？”渔夫左看右看什么也没有，就说：“你把青蛙放了吧，我请你喝一杯威士忌。”这条蛇嘀咕着：“威士忌是什么玩意呀？不管他，反正下面还有很多青蛙，先放了它再说，先把你的威士忌喝喝看，到底好喝不好喝。”于是蛇把青蛙放了，然后就张着口在那边等着喝威士忌。那个渔夫很有信用，端起一小杯威士忌，往这个蛇的嘴里倒下去。金秋时节，这条蛇直肠直肚，一杯威士忌下肚，感觉非常温暖，于是就又沉到水下了。而渔夫觉得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对自己更加满意了，于是继续坐在船头，边喝酒边欣赏月色。 但是过了一会之后，那条蛇又上来了，口中又叼着一只青蛙。这条蛇对渔说：“来来来，我要喝威士忌。”这渔夫一看糟糕：刚才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没说只有一杯，如果这条蛇一直抓青蛙没完没了的话，那该怎么办？但是没办法，先救眼前这只青蛙再说吧。于是，渔夫对蛇说：“好，你把青蛙放了吧，我再请你喝一杯威士忌。”蛇就把青蛙放了，第二杯威士忌又喝了下去。这时候渔夫坐在船头想：岂有此理，如果这条蛇今天晚上来来去去，本人的威士忌岂不是要全送给它？正在他反复思量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上来的不是一条蛇，而是六七条蛇，每一条蛇口里都叼着一只青蛙，因为这条蛇在水中奔走相告，说：“抓青蛙吧，上面有一个傻瓜，每抓一只青蛙，都可以喝一杯威士忌！”这条蛇是喜欢抓青蛙，还是喜欢喝威士忌呢？当然是喜欢喝威士忌，因为它知道抓一只青蛙就会有威士忌喝，于是它不断重复抓青蛙的行为。
如果我们是一个领导者，下属来帮我们擦皮鞋，擦皮鞋就是阿谀奉承，我们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在他的肩膀上拍两下说“好，好”。由此他可能每天都会来，每天都夸你几句，你高兴，他也高兴，如此下去，这个领导者就危险了，因为以后你的周围肯定都是些阿谀奉承的人。那些不好此行的人们全都会离你而去。所以，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而且你的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如果不该赏的我们赏，不该罚的我们罚，这种行为推而广之，将会非常危险。由此可见，法家的思想很注重实效，“好利恶害”即是赏罚分明，对那些不良的行为、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我们就要设定相应的惩罚制度，让人们不敢去做，从而引导他们向好的方面持续发展下去。
其次是“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就是说要注重现实，不要一味地向以前学习。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切应以现实为主，与时俱进。例如，现在社会普遍认为死刑是不对的，是对人权和人性的抹杀，但新加坡就有死刑，除此之外还有鞭刑，一鞭打下去，定会皮开肉绽。所以，很多人批评新加坡的鞭刑不人道，但新加坡认为，这是本国的客观现实，对其有利就要去做。所以，法家最讲究实际，只要是能够防止那些不良行为发生，一些过激的手段仍要坚持去用，违法的成本越高，以身试法的人越少。不一定要以历史上或其他国家的做法为标准。
再次是提倡“尚力”的国家观。春秋战国之时，法家的倡导者们都强调要加强国家的统治力量，他们制定各种各样的法律和税收制度，就是要使国家逐渐强大。所以，他们一般都强调国家要具备自己的实力，否则，很多事都难以完成。以色列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对抗所有中东国家，基本上就是“尚力”，我们要有法律，而且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在东南亚，除了越南之外，十多个国家战斗机的数量总和才是新加坡战斗机的数量。也就是说新加坡国家虽然只有小小的六百平方公里，但它的战斗实力相当强大，假如打起仗来，新加坡有着绝对的制空权，而且它的军事基地也不在本土，分别驻守在美国、法国、文莱和澳大利亚。因此，只要战争一开始，这些战斗机将会往回飞，如此便会产生一种威慑力，这就是“尚力”的表现。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实力，别人就不会把你当回事，这肯定是行不通的。
当然法家的思想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要善于从正面中得到启示，也要将不妥之处作为反面教训。总结而言，其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有四个方面：
第一要强调法治精神。企业价值观是开拓奋进、勇于创新、诚实经营、信用至上，强调企业精神，要勇争第一。这些是所谓的法治精神，即一切都要有法可循。
笫二要强调恶性管理。要求管理上制度严密、惩罚严厉、执法严格。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对恶性管理的要求相当严格。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街上乱丢垃圾，被警察逮个正着，除了罚款之外，还要你礼拜天抽两小时到公园中去扫地，而且必须穿一套劳改服装，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如果你再丢第二次，抓到的话会扫两天，如果你愿意天天去扫地，那尽管丢垃圾好了。可见，新加坡已经形成了一套很严密的制度。其实，这也有其非人性化的一面，但新加坡政府认为这样做比较有效，有利于严格执法。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在新加坡犯了罪，破坏了很多公物，结果被判鞭刑，就是用皮鞭笞打。当时美国的舆论开始大做文章，说新加坡的规定不符合人性，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为此事打电话给当时的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说是否可以免掉这个人的鞭刑，吴作栋的回答是：“不可以，这是法庭判决，有异议可以再上诉一次。”结果上诉之后，大法官终审裁定减少两鞭。但仍然要执行。
第三要强调论功行赏。用人制度要因功授官、扬长避短、不拘一格、重在实践。这一点很关键，有功劳就会被授官，法家极为讲究论功行赏，只要你有功劳就会被重用，而很少考虑其他因素有时会因此失之片面。
第四要强调企业家精神。在注重务实诚信，谨慎体道的同时又要有开拓创新和冒险精神。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法家也有它反面的教训，例如法家思想缺乏对他人的尊重，缺乏对他人合法权益的肯定和维护，不能够平等待人,缺乏仁爱之心和对人的关怀。除此之外，法家主张轻罪与重罪同罚，有失法律的公平性，既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以法服人。儒家思想是最反对法家的，认为法家思想只是会用强硬的手段，使人民屈服于其制定的规则之下，而民生问题却得不到实质的改善。但是，一个国家如果全部要用仁义道德来管理肯定也是不行的，应该在建立法制的基础上再讲究仁义和道德，就会比较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