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读过中学的人，大约没有不知道《爱莲说》这篇文章和周敦颐这个名字的。文章乃千古名篇，名字也如雷贯耳，但周敦颐究竟何许人也，除隐约记得是宋朝文学家之外，其余便无所知了。

前日，在某书店偶然发现一本出版于2012年名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书。一看到“理学”两个字，我眼前一亮，最近常翻阅的《曾国藩传》里不就多次提到理学么？而且，曾国藩备受道光皇帝欣赏和重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君臣二人在理学上有共同语言。

写了《爱莲说》的周敦颐竟然是理学创始人，让我诧异。《爱莲说》流传千古，创立理学却是少有人知。当然，也很可能只是我孤陋寡闻。站在书店里粗略一翻书又知，周敦颐还是一个好官员、一个好老师，人品高洁、境界高远，也就难怪他如此推崇出淤泥而不染的莲了。

于是决定买下书，深入了解周敦颐。客观讲，书读过后感觉写的很一般。无论文字表达、叙事说理，还是主人公生平事迹的完整性上都差强人意。或许是有关背景材料极为有限的缘故吧。但这本书总归是讲了周敦颐的为人和一些事情。借着千字营火热开场的劲儿，就先试着概略写一写周敦颐其人其事吧。

出生、成长于官员家庭，是官二代。

周敦颐是北宋湖南路道州（今湖南永州地区道县）人。据说其先祖乃山东青州人，唐朝代宗年间迁至湖南宁远，而后道州。

北宋时期的湖南，相对于沿海省份乃至中部平原地区，是闭塞和落后的，人文环境略差些。但周敦颐他的家庭出身还算不错。虽然他爷爷没怎么读过书，但他父亲周辅成是读书人，还考中了进士当了一辈子的官。尽管周敦颐父亲一生最高职务不过是广西贺州县令，但相对于普通家庭，应算是相当好了，至少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不成问题的。

周敦颐与长期在外做官的父亲一起的时光并不多。14岁那年，父亲去世后，周敦颐就随母亲投靠了在京城做官的舅舅郑向。郑向是河南开封人，官至龙图阁学士，后在杭州知州任上去世。

郑向虽然只是舅舅，却当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视周敦颐为己出。学习上，尽心竭力督促、指导周敦颐苦读经史，提高学业。生活上，把周敦颐抚养成人不说，还为他娶妻，帮助他建立自己的小家。工作上，充分考虑周敦颐的人生前途，把唯一可以恩荫给儿子做官的机会给了他这个外甥。舅爱如山，舅爱无私，周敦颐在内心深处一定是深深感恩这个好舅舅的，并以其为人生榜样的。

郑向的人品、德行与学识，也的确够得上做周敦颐的榜样。不但是一个好舅舅，他还是一个有作为的官员，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作为官员，他廉洁能干，富有狭义之气，深受百姓爱戴。作为学者，他历史修养深厚，著书立说有成就。

郑向的为人、为官以及对周敦颐无私的父爱，显然对周敦颐的心灵是有触动了，也因此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周敦颐的一生。

是能吏，是清官，有个性，绝不入流俗

周敦颐在官场三十年，并没有做到多大的官。工作从江西、湖南、广东三个省调来调去，职务从江西分宁县主簿做起（相当于今天的副县级），最终也只勉强做到了广东提刑（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要说副省级在今天也算不小的官了，不过对于其他成就异常大的周敦颐来说，就不算什么了。

周敦颐做官，有能力，有原则，有操守，是个好官。据说他刚一上任主薄一职，就破了一个久拖未决的难案，以此获得赞誉。

三年后，在另一名为参军工作岗位上，周敦颐为救一个就要冤杀的犯人，跟上司据理力争，并以辞职相威胁。最终，他以湖南人霸蛮的坚持和执着，竟使性格暴躁为人刻薄的上司大受触动，既而深深感动。不但救下了那个犯人，还获得了这位上司的推荐，由参军升为县令。不能不说，这人终归还是个好领导。

周敦颐还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在南昌工作期间，某次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人们以为他死了。准备丧事时才发现，他的家中只有一个破箱子，里面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令所有在场的人大受感动。作为一个地方官，廉洁如此，也是少见了。后来为周敦颐做墓志铭的潘兴嗣说他“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不乱花钱，不摆排场，把工资大部分分给宗族中困难之人，留下一点招待朋友和宾客。

周敦颐做官期间，很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是“绝情”父老乡亲。按今天特别普遍也特别现实、特别功利的价值观，你发达了，不得为家乡做点好事么？当年你上学时，家乡父老没少关照你，你现在当了官了，有权了，不整点特权为家乡人谋点好处，怎么说得过去？反过来说，一些发达了的人，也乐意这么做，既显示自己有权，又光宗耀祖脸上有光。就这么一个在当今社会依然流行的恶俗价值追求，在1000年以前就被周敦颐给否定了。

在调回故乡永州做知州时，周敦颐决定回老家道线县扫墓并看望家乡父老，但他也料到了家乡人的做派，特意赋诗一首，委托侄子先带回去念给大家。诗文如下：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觉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这首诗就表达了一个意思，老子生来，酸臭无比，就这德性，坚持原则，六亲不认，谁也别指望请我吃个饭、送个土特产，走门子拉关系。这立场一摆，肯定得罪人，戳他脊梁骨骂无情无义的有，骂他宝里宝气是笨蛋傻瓜的也有。为此，周敦颐写了一篇非常短小的散文来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文章如下：

或谓予曰：人谓子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之多巧也，喜而赋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呜呼！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文章大体意思是说，如果当官都能“守拙”而不是取巧，则官场风清气正，则百姓可安。这一从政思想影响了很多人，以至于后来的永州守令刻《拙赋》于石碑，并建“拙堂”。

800多年后，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圣人曾国藩，也是一个极为尚拙的人，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研究理学很深入的曾国藩，既有守拙而中了科举的实践，又有周敦颐这守拙的理论渊源，说出这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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