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安已经不小了，年届五十还在写诗，写了将近三十年。

她还有一份特殊的工作，精神病院护士，工作了三十年，会一直做到退休。

2013年，她的书《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出版了，她写的是小说，可是，大多数人却当纪实和诗歌来读的，有人读到泪流满面，失声疼痛，但小安却写得很平静，像每一次创作一样，只是把想说的话，以短句，表达出来。

至于，别人怎么看，她没想过，也管不着。

一个混乱的人/在玻璃上眼泪汪汪的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理清你的大脑/把你洗得更干净些/也许你是最好看的那一个/又是最完整的那一个/在任何地方/你都如此颠三倒四

——小安《精神病者》

她的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小安作为诗人的名声比她作为护士的名声要大一些，但却没有她作为精神病院的护士与诗人这个身份更给人以巨大的冲击感。

成都四院，作为该市著名的精神疾病医院，很多时候被一种调侃的姿态说出来，而小安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且还会继续工作下去。

在医院，没有几个人知道“小安”这个名字，更多时候，大家叫她“安护士”或“安学蓉。”

这是一个缺少诗意的地方，小安大多数的诗却在这里写出来的。

于是，很多人把小安在这里的工作给诗化了，认为她是在体验生活——痛苦出诗人嘛。于是，这里的病人也被升华了，被认为是被世界所不解的天才，而这些天才们给了小安源源的灵感。

事实上，这些想象都被小安否定了。上个世纪80年代，她为了爱情从重庆部队医院调到了这里，“而那时候的人，在哪里工作更多时候是听从安排的。我的大多数同事，都是在这里一做就是一辈子。”

小安是有机会离开这个她也厌烦的单位的，比如，朋友曾拉着她去一家周刊做读书版的编辑，医院也为小安办理了停薪留职。

可是，仅一个月，小安就因无法适应高度紧张的工作而重新回到了疯人院，过着朝八晚五的极规律性生活。

她称她的病人们为疯子，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只是因为觉得这个词更贴切。每天的日子就像被复印了一般，喂他们吃药，带他们散步，在他们发病时防止意外发生，当然，还有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时刻提防被病人们攻击。

在她的工资单里，有一项叫做挨打费。有人曾经很专业地向小安请教关于疯子的专业问题，比如发病的原因，治疗的办法等等，这时，小安会没有姿态地回答：“我是护士，这些应该请教医生。”

在小安眼里，四院就是这样一个除了休息日，必须来的地方，有着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

有女病人仇恨怀孕的女人，会对着护士怀孕6个月的肚子猛然踹一脚。

一个患钟情妄想、又有暴力倾向的男病人差点用刀片杀死一个美丽的女护士，血从三楼流到一楼。

小安曾在夜班时，抢救一个在卫生间里用鞋带上吊的病人，从此，夜班时，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厕所。

在精神病院待了30年，她对医院的体制改革的了解仍近乎零，但对四院的花园如数家珍，“里面有铁脚海棠、桃花、樱花、栀子花，还有条河，都没了，哎呀，有点可惜。”

她还为医院外已经变成楼盘的油菜花地惋惜，那里曾是病人春游的地方，盛放着外面正常人的世界没有的诗意：护士们带病人坐在田边唱歌，男女病人悄悄牵手亲热——按规定是不许的，小安低头扯燕麦，假装没看见，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这些，都是很具体的生活，包括，在外面，别人问及自己的工作时，小安说：“四院护士。”

然后，对方再不说话了。

每年的卫生系统艺术晚会之类的，一听演出单位是四院，台下便有了肆无忌惮的笑声。

包括，一些仰慕者打电话去四院：“我找小安。”

对方回答：“对不起，我们这里没有小安。”

小安只存在于夜深人静的诗里，不是刻意要写，只是想写，而且是有了话要说才会写。不会为了区别于白天那个疯癫的世界而再造一个泾渭分明的。

凡事不用力，不矫饰，小安被圈内人称为是一个没有技术的诗人。

很多人说：她的诗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这句话，是赞美她的天赋。而知情人则明白，也是在无褒贬地评价她的人生。

你要做站在云上的那一个人/站在太阳和月亮之间/你要做浑身爬满雨水的鸟/你说雨呵/落在我头上更多些/你要做一回松树/再做一回银杏/蚂蚁和鱼都在地上爬/你要做抓着花瓣的那一只手/你要彻底消磨一整天/做那个最懒散的人

——小安 《站在高处》

跌在高处

小安走向诗歌这条路，是因为那个叫杨黎的男人，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民间诗歌运动“非非主义”的发起人。

 “非非”素来以叛逆、喧哗著称。

而身在其中的小安却是安静的，她“从没有参加过任何情绪激动的争论，也没有任何自我确立的诗歌言论或主张，甚至连对批判的批判都没有，好像这一切都于己无关”。

小安的写作因此而特别，当特别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自我标榜、自我夸赞、成为很多人的重大写作目标甚至唯一目标的时候，小安的特别与众不同。

“她使用最单调的语言写最不起眼的诗，毫无外在特征可言，却能够气象万千，实属奇观。”

这是另外一个同道中人对小安的评价。

那时候，二十岁的小安带着对爱情与诗的狂热痴迷，从重庆来到成都，从部队医院转战到四院。

那时候，她和他除了说诗就是在写诗，被称之为诗坛的神仙眷侣。

即使两人如今已经分开多年，彼此都已经放下，并依然是很好的朋友，还在说诗，可是却有朋友不能释怀：“我梦见诗人杨黎和小安复婚了/他们穿着美丽的花衣裳/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深情一吻。”

梦醒后，那人拿出两人的代表诗集，“将它们紧紧地放在一起。”

大家放不下的，其实是那些被激情燃烧的青春和被诗歌浸染的爱情。

杨黎说，小安的诗是没有技术的。

诗人张枣曾向杨黎评价小安的诗歌——“没有技术”。

杨黎后来写道：“他的话，加强了我对他诗歌的不屑……技术这个平庸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究竟有什么价值？它对于一个油漆匠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在这样的学问里，被放弃的恰好就是诗歌。小安没有这样的学问，她只有独立面对诗歌的本事，以及眼睛和心灵。所以，她所有的诗歌，都是空穴来风，天然而成。”

没有技术，是小安的诗风，也是她的生活style。

她不会刻意去追求一些东西，就像她不会纠结着去挽留一样。失婚的日子，她不再写诗，因为没有什么可写的，也没有写的冲动。

于是，她被成都风行的麻将吸引了，不是在工作，就是在麻将桌前。

各路朋友带着深深的惋惜，力劝她要停止这种浪费生命的行为，叫她要继续写诗，每次，她都答应得很好，可是，窗外那锵铿热闹的麻将声，对她有着不可抗拒的魔力，她放下电话，一边穿衣，一边下楼。

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圈圈新牌，一次又一次的推倒与重建，一场又一场的失望与盼望，一个又一个简单而单纯的日升与日落。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她诗没写几首，钱却输了将近三十万。

让她离开麻将桌的，不是朋友的敦促，也不是钱的障碍，更不是诗的召唤，而是赌到深处的无聊。

那些年，那些岁月，有人惋惜地称她，跌在高处。

那一年春天，我从乡下，光着脚，翻山越岭，奔跑而来，穿过一大片油菜花地，我走进精神病院，看见一个女人，跳进落满樱花的河里，再也没有起来，我因为不知所措，而写过一首诗。当然了，我只是一个护士，当然了，我还想写我和他们，那些疯子。

—小安 《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

那是一种神秘

告别赌坛的小安开始写精神病院，写疯子。她写得很难过，她曾经无数次试图站在一个疯子的视角来理解疯子，但她都失败了。

那是一个对她来说，每天面对，但依然陌生的世界，她找不到进入那个世界的密码。所以，她要写他们，很执着的写，不为表达什么，展示什么，只因为她开始想写他们了。

她始终听从着心的方向，任性而活。

从2008年到2013年，五年里，小安断断续续地写，将很多人的故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比如护士小晴，比如唱《甜蜜蜜》的女病人，比如写情书的老张等等。

她把这些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事，贴在了自己的博客里，有杂志要做专栏，很多人把这些故事当成了纪实，可是，小安说，我觉得这是小说。

然后，再不解释。

2013年，书出了，叫《我们这儿叫精神病院》。

很写实的书名，里面的叙述全部用的是短句，像诗一样。

这是多年写作形成的格式与用语习惯，小安说，改不了了。

很多人读了这本书之后，用“很美”来形容，无论是小安的文字，还是那些故事。

这远远出乎小安的意料。

她从来没有想过让别人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生辟而令人产生各种联想的地方，更没想过要来美化与升华这个地方，她只想在这个自己工作了三十年的熟悉的地方，把它住在心里的那些成分，一一写出来。

她甚至依据出版社的要求，想拿疯子们画的画做书中的插图，可是，出版社看了那些画，并不是很喜欢，倒是看好了小安的画，觉得有点意思。

于是，毫无绘画基础的她，应出版社的要求画了，对方相当满意。

这样的无心插柳，在小安的人生之中随处可见。

她的平静缘于慵懒，所以，不管得到与失去，在她那里，都是不变——不变的安静，像禅。

诗人韩东的评价是最靠近小安精神气质的。

他说：每个写作者与当时当地的环境总会构成某种关系，最常见的两种是：紧密，或者刻意的疏离。而小安都不是。她只出过一本诗集，《种烟叶的女人》，她肯定不是一个功利效果上积极进取的诗人，但她也不是遗世独立的拒绝者，“没那么愤懑也没那么紧张。”

小安的姿态就是没有姿态，写作对她来说，既不炫耀，也不害臊。没人待见时很安详，有人鼓噪时不摆谱。有足够真诚却绝不阿谀的感激，用不卑不亢不足以形容，自然而然也不定准确，“我只能说那是一种神秘。”

不喝酒的小安安安静静。

诗歌观点嘛，她说她还真的没有。

“我想，诗人，就是要一直写，别停下。这个算不算？”

小安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但却被很多人称之为神秘，包括她的诗，以及她的工作。

这对她来说，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误解，好在，她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辩解的人，安静，一如她的姓，仿佛天赐，又是一种温柔的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