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看古装片，不管是武打片还是历史剧，里面少不了一种重要角色，那就是奸臣。
所谓奸臣，首先权倾朝野，然后是无恶不作，贪污腐败、贪赃枉法、口蜜腹剑，整个人就是为使坏而生。每当奸臣在电视上出镜，大家就义愤填膺，恨不能生食其肉。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历史上，那些无论是史书还是百姓口碑都定义为奸臣的人，他们一生当中并非只干坏事，不干好事。很多奸臣在国家大事上就有比其他忠臣更高瞻远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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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明朝自开国起，北方的蒙古一直屡屡犯边。
明朝跟蒙古人打仗，后勤方面劣势很明显。明军一个士兵要两三人保障补给，而蒙古骑兵，一个人两匹马，吃喝都够抢。一般来说，明朝只要出兵一次，当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就没了，而战果却少得可怜，往往是斩杀几十人。因为蒙古骑兵来去如风，比游击队还灵活。
但游牧民族也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的经济生活受天气影响很大，一场大雪便可能让牲畜死掉大半，蒙古人只好南下抢掠，不然没有活路。
明朝盛产布匹、棉花和粮食，而蒙古有大量的牛羊、马匹。如果双方开辟交易市场，互通有无，这样既造福两国百姓，也避免了战争。
所以蒙古人主动说，我们别打了，做生意吧！
嘉靖年间的一位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便向皇帝上书，建议与蒙古互市。
正当朝廷主意未定之时，一位大臣跳了出来，认为与蒙古和谈是损害民族气节的卖国行为，不但要坚决跟蒙古人死磕到底，还要把朝中主张互市的人砍头。
可后来的事实证明，随着贸易往来，明朝北方边境延续200多年的战争结束了，长城内外物富民安，商业空前繁荣，朝廷每年也节省了上百万两白银的军费。
那位主张互市的首辅大人，就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奸臣严嵩。
而反对他的大臣，就是以一身正气、刚正不阿而彪炳千秋的忠臣杨继盛。
对于很多持传统忠奸观的人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幻灭的。
流芳百世的未必不糊涂，遗臭万年的也未必不英明。
身陷好人坏人的思维定势里，看人看事只会越发狭隘，世人哪有好人坏人之分呢？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怎样看待明朝与蒙古互市这个问题，无关忠奸，只有智商和学识的区别。
如果是从宏观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奸臣也有治国良策；如果愚昧无知，仅仅因为所谓的民族大义、气节就喊打喊杀，那么忠臣也会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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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奸臣里面，不但有人聪明睿智，有的还能极大推动历史的进步。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东汉蔡伦的伟大创举。
蔡伦是个太监，如果不是因为发明造纸，那么他可能会跟赵高、魏忠贤一样被列入弄权干政的奸臣行列。
蔡伦的政治生涯可谓助纣为虐、专政弄权。他先是帮主子窦皇后用毒计害死太子生母，后来又投靠新主，自己的官越当越大。
蔡伦在负责编写经书的过程中改良了原来已有的造纸术，大大提高了纸张的质量，也降低了造纸的成本。这项极大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发明，其实只是蔡伦向主子献媚的产物。
通过蔡伦，我们可以发现，要当奸臣，尤其是历史上的著名奸臣，智商是个很高的门槛。这些奸臣们的智商不光会用于阴谋诡计，还有发明创造。
我当然不是为了给奸臣翻案，说他们其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人。他们之所以被后世判为奸臣，当然是干了不少祸国殃民的事。但功过要分开看，不能因为他们有罪过，就抹杀其历史功绩，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功，就文过饰非。
既然奸臣有时候也会做好事，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新问题：
他们不是奸臣吗？他们不是满肚子坏水吗？可为什么他们还要做好事，因为偶然的良心发现吗？
好事只是一个客观的结果，一件事对人民有益就可以称之为好事。
但做好事的人是出于什么心理，这种主观想法就不确定了。很多时候，主观的意愿与客观的结果很可能是相违背的。
杨继盛反对严嵩与蒙古和谈，从杨的角度来说，他当然是出于拳拳爱国忠义之心，但实际上是在误国。蔡伦改进造纸术的初心，也不是为了造福人类，加快文明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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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情况，一个政治家在做事的时候，考量最多的是自己集团的利益。
至于做的事在客观上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就交由后人评说了。
清末民初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就是这样。
在历史教科书中，袁世凯被定性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他生前不仅因为称帝而臭名昭著，一路发迹起来的手段也并非光明正大，而是充满了权谋和争议。至于人品，更是不堪入目。
历史大剧《走向共和》中，编剧给袁世凯量身打造了一道金句：“这就是政治，你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
虽为杜撰，却经典得拍案叫绝，相信袁大头在泉下也要引为知音。
袁世凯青年从军就表现出卓越的胆识和才干，很快在军中担任要职。甲午战争后，清廷深感旧式军队已然不能承担国防重任，便想效仿西方列强编练新军。袁世凯多方运作，谋到这一职位后，他极力在军中安插、培养亲信，暗暗把朝廷的军队变成袁家军。
袁世凯在清末最为世人不耻的事当属戊戌告密，出卖变法领袖康有为、谭嗣同，既给顽固派扑杀维新变法送上了助攻，也坑死了戊戌六君子，害了光绪皇帝一生，而袁自己靠告密博得了慈禧的提拔。
秀才出身的袁世凯能够当上朝廷重臣，完全是清廷的提携。可袁不但没有对朝廷感恩戴德，反而把它当成实现自己宏图大志的工具，当清廷气数已尽的时候就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
辛亥革命暴发后，清廷启用袁世凯镇压南方的起义。袁世凯手握强大的北洋军，本来可以轻松地打败革命军，然而他却不紧不慢地磨洋工，一边打一边跟朝廷要价。袁逐步做大后，连哄带威胁，逼迫清廷逊位，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清朝就此寿终。
就是这样的一代奸雄，在他担任直隶总督期间，却给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3年，他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上书朝廷教育改制，开启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全新起点和高速发展。
1905年废除科举后，他为培养新式人才，确立发展师范教育这一战略，建立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他压缩军费用以发展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
他还建立了中国现代警察制度。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省城保定首设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他又在北京、天津建立了巡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1905年，他任用人所熟知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修成170多里长的京张铁路。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还有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
袁世凯还首先在天津搞法制改革，引入西方议会制度，实行宪政。后在全国倡导实行君主立宪，认为“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所作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
袁世凯的这些功绩，极大地助力了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文明的进程。
难不成袁世凯也成了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部，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当然不是，所谓奸臣者，是指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人民之上，并为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但有些时候，个人利益与国家、人民利益并非完全背道而驰。
袁世凯编练新军，主观上是要实现自己的野心，但客观上，他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制度，精心培养留学生。这些举措都给中国军队带来了进步和新思想。
后来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任上锐意革新，是因为他认清了变革的大趋势，并且顺应时代潮流。因此在客观上也为国家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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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小孩子才分对错，成人的世界里只有利弊。
虽然不用这么绝对，但我们在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如果标准仍然只有忠臣和奸臣，那就太过幼稚了。
在职场上，如果管理团队或与人协作，就更容易发现，并不是忠臣就一定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他们也有自己的诉求；而奸臣也不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他们也会跟公司保持一致，公司完了对他们也没好处。
利用公司和工作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性决定的，如果因私而废公，那就滑入了“奸”的行列。
电视剧里的忠奸善恶只是拿给人消遣的，拿来指导办实事则百无一用。
每个人在决策、选择的时候，都会权衡利弊，而人品，只是影响决策结果的因素之一。
因为研究人的思想和决策的需要，现代心理学、管理学应运而生。
任何问题，最后往往是人的问题。
我们应该多读相关的书籍，掌握基本的心理学、人际学知识，切莫再简简单单地以好人和坏人区别身边的人。
对人性的隔膜与无知，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