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篇公众号，里面推荐了一篇文章，来自于杨国强教授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对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评价，深以为然：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而来，成为士大夫中自觉地身当其冲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人的三千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他们在数十年强毅力行之后都是带着一腔不甘心的悲哀离开这个世界的。这种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这种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曾国藩的命运是与整个大清王朝的命运同呼吸的。正因为此，对于曾国藩的评价不能离开他的时代。时观当时的士大夫，有其对西学东渐的洞见、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的，寥寥数人，而曾公以开办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规划成立江南制造总局；推动清廷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等等的功绩，可谓对此助力最大的。
但当时的大清帝国，只是日落的余晖，闭关锁国、自大狂妄已久，却不知西方借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已快速发展。开明如乾隆，因当时英国的特使马戛尔尼不肯行跪拜礼而很不快乐，而导致英国当时的和平外交全然失败。若不是那时的中国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鸦片战争被强行轰开大门的历史或被改写。
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的曾国藩，也是极为矛盾的。这是整个时代的矛盾。作为“中兴名臣”之首，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对儒家精神、君臣伦理十分维护。书生受命带兵、一生鞠躬尽瘁、于官场不染于流俗、于家庭写家书不倦教诲、并力推西学东渐，是其夹杂在旧文化与变局之间的勉力前行。
最后引用一段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
“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