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瑀是奇人，是个生命经历“精彩”过功名勋绩的大唐宰相。唐太宗创贞观二十三载，名臣济济，四方来归。这后人无限追慕的贞观之治，萧瑀身在其中，却是横跨二十二年的大起大落。古人多以“宦海浮沉”比喻为官或升迁或贬谪的变换无常，而萧瑀扬帆驶进的这片海，更是惊涛骇浪，颠簸他时而一飞冲天，时而深坠海底。

在隋唐，天子以下，满朝文武再无人比萧瑀身世来得清贵。南梁宗族后，隋朝国舅爷，大唐尚书郎，自太宗将襄城公主下嫁其长子萧锐，他又成天子亲家翁。身为两朝贵戚，侍奉于圣明天子侧，又负投诚平乱之功，若他谨言慎行，知足知止，即使不能一路扶摇直上，也定会安享荣华，从容一世。而萧瑀，偏在治世中折腾出五升五降的历险经历，如戏如梦，其诡谲、其跌宕，至今读来仍有些啼笑皆非的意味。

在高祖时期，萧瑀便居宰辅要职，政务上殚精竭虑，在玄武门事变中，与其他志士名臣一般支持秦王。故而他虽有性格上的偏狭，终究瑕不掩瑜。秦王继位时，怀感恩之心，视这位清正勤勉的姑父为社稷肱骨。然而耿直刚正的性情，是美德也是缺憾，既能让一个人在严寒朔风中做一枚不挠不折的野草，亦能让他在太平盛世里化作伤人损己的锐刺。官居尚书右仆射的萧瑀，本应鞠躬尽瘁，分君忧劳，却因缺乏容人的广博雅量，屡次发生事端，就连仁爱宽厚的君王也为之苦恼。太宗执政一生，亦和这位萧郎周旋了一生。

忠直逢险诈 从此风波起

贞观元年，新主登基，位高权重的萧瑀便已紧锣密鼓，开启他的起伏人生。

第一个让萧瑀仕途不顺的大臣是封伦。此人是隋朝旧臣，曾以权诈之术助虞世基讨得炀帝宠信，归降唐朝后，靠献秘策取得高祖信任。后来，他受益于萧瑀的推荐，官授尚书右仆射。

同朝作宰，封伦不忆提携之恩，反而继续弄权，每每与萧瑀议事，私底下达成共识，面圣时又改弦易辙，令萧瑀有苦难言。此人更暗中依附隐太子建成，阻挠高祖废立之举，此事在他死后多年才真相大白。房、杜等名臣不晓个中玄机，纷纷亲伦而疏瑀。时日久了，目中无沙的萧瑀怀忿不已，向太宗奏议封伦卑劣行径，却因其善于伪饰不了了之。与封伦恩怨一场，萧瑀虽未遭受实际名利的损失，但他与大唐君臣的嫌隙由此而生。在几月之间，在大唐时来运转的萧瑀遭遇第一次贬官。

事件起于一场臣子间的争执。萧瑀，遇到了一位与他出身与才学不相上下的贵族功臣——陈叔达。此人乃陈后主十七弟，容止出众，从小便即兴赋诗、援笔立成，归唐后曾向高祖两度进言，力挺秦王，亦是太宗的麾下能臣。两位皇族后裔同朝为官，因政见不合竟在大殿内高声争执，太宗屡禁不止，群臣在侧更无从劝阻。一时间，庄严肃穆的议政殿沦为喧嚣嘈杂的闹市。国家要务几度被二人的吵嚷声中断，太宗忍无可忍，拂袖而去。随即一道圣旨传出：萧、陈言语失仪，双双免官思过。

萧瑀自恃皇亲国戚、两朝元老，怎料祸从口出，官位不保？人到中年，兼修佛法，萧瑀年轻时的脾气却有增无减，以致于忧郁生疾。太宗闻之，顿生怜悯之意，当即再传圣旨，授他为太子少师，并将爱女许配其子。心高气傲的萧瑀得此殊荣，这才展颜释怀。

六月，封伦病故，尚书省二仆射之位皆空悬。太宗小惩大诫，相信臣子应有悔悟，便趁此契机恢复萧瑀相位。翩翩萧郎因封伦之险诈见疏于群臣，后因他逝世东山再起，可知世上果有因果轮回，报应不爽。

好高人欲妒 过洁世同嫌

萧瑀第二次拜相，不出半年，再起波澜。贞观元年末，他被第二次罢相。起因是有人弹劾他私通书信，有谋反之举。而真实情况是，唐俭奉命出使突厥，萧瑀思念胞姐，请他带封家书交给避难于塞外的萧皇后。人至察则无徒，萧瑀为人严苛刚正，不能容人之短，其锋芒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众大臣。他频遭嫉恨，又授人以柄，被人弹劾更在意料之中。幸而此事及时查明，他才得洗刷冤屈。

一朝天子一朝臣。许是萧瑀在太宗亲政第一年，便波折横生，思虑前程也欲低调行事，在贞观四年前，萧瑀远离政事，君臣间也相安无事。四年二月，萧瑀授为御史大夫，得与其他宰相参议朝政，这几乎是等同于宰相的官位。

萧瑀蛰伏多年，脾性仍无改善，甫入朝便起争执。《资治通鉴》直言他“气刚而辞辩，房玄龄等皆不能抗，上多不用其言”。萧瑀自知境况不妙，内心更加忧苦焦躁。房玄龄、魏徵等每有小过，他便小题大做惊动天听，太宗知他心思，为保朝中祥和，遂不闻不问，避其戾气。其中有一次，他竟弹劾凯旋还朝的大将李靖，说他攻打突厥时御军无法，劫掠财物。这些言行使萧瑀在朝中不遇知音，更不得圣心，令他怏怏自失，再次被罢去御史大夫之职。

直至贞观九年五月，高祖驾崩的悲痛，让太宗再次忆起朝中那位仕途失意的老臣。萧瑀再沐高祖遗恩，第四次被启用为宰相，参与政事。太宗知他本心纯善，故而一再给他机会，将国家要务交付。

萧瑀几番浮沉皆由君王一人掌控，然而唯有太宗对他有最中肯的评价：“斯人也，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之臣也！”他又对其谆谆劝导“卿之忠直，古人不过；然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萧瑀感佩皇恩，不住顿首拜谢。魏徵见之亦有感叹：“瑀违众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劲，向不遇圣明，求免难矣！”然而好景不常，次年他又遭贬谪。

第五次出山，乃是贞观十七年四月，时值太子谋反，晋王新立，太宗命萧瑀、李勣共为丞相。遗憾的是，年迈的萧郎不思悔过，依旧屡屡触怒圣意。他先私下向太宗议论房玄龄等大臣，说其朋党比周，恐将造反。太宗却说：“为君之道，在于驾驭英才，推心待士，不必求全责备，应当舍其短而用其长。”太宗此番话，既是宽待诸臣，更是对萧瑀的步步忍让。

萧瑀不明天子苦心，一味自怜自伤，做出一件荒唐事。一日，太宗与大臣张亮闲谈，戏言：“卿既事佛，何不出家？”不待张亮回禀，萧瑀在旁，却抢白自请出家。此举彻底让太宗寒心，他不再挽留这位贵戚，当场应允。

萧瑀一时意气，非真心皈依，或许太宗希望他能在佛法的智慧中静心自守，领悟为人处世之道。最终太宗手诏一封，废除萧瑀所有封爵，贬离京城。这是萧瑀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罚，然而诏书中一句“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尽道帝王痛失功臣的怅恨。

无官一身轻的萧瑀，过了几年寂寞孤苦的生活，后逢萧后离世而万念俱灰，身体也迅速垮下去。太宗终不忍萧氏后裔寂寞收场，下诏复其所有封赏，又加“特进”殊遇。而此时萧瑀日薄西山，再无力执著于朝堂得失，于贞观二十二年结束他高低起伏的一生。

耿介的正气与褊急的脾气，构成了萧瑀奇特的秉性，端的让人既敬且惧。他仿佛立群独翔的孤雁，所经之处总显得突兀无端。他因此而屡次遭贬，亦是性格使然。但在大是大非面前，萧瑀能以凌寒傲骨坚守初心，跻身初唐开国功臣之列，终不堕萧氏嘉名。他的成败得失，后世众说纷纭，令他成为隋唐英雄中最特别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