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公文写作的“参数”
——《公文写作“道”与“术”》发刊词
在“2008奥运·冠军论坛”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冠军是怎样炼成的》演讲中曾这样说，“任何一个在自己倾注心力的领域，随着知识的增加和不断的思考，都会开始质疑这个领域的既有规律，质疑这个领域的‘参数’，都会寻根问源追问这一领域的最初几条原则”。
这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有异曲同工之妙。大约都讲的是批判式思维，试图解答某领域的“元问题”。
“甲骨文”作为最早的文字印迹，其记载的是“卜辞”，是公文的原始形态。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的公文和文学并无严格界限，文学泛化和政治艺术化倾向比较突出，直到金楼子萧绎这个南梁皇帝才把“文”（文学）与“笔”（公文）分开。曹丕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了多少儒家学子的心声。可现实中对写文章的人却不怎么友好，“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是也。太史公更将之合理化为“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妄自揣度，是将厄运或不顺作为写出好文章的必要条件吧？
如果把写作公文当做一个职业，那么公文写作者（搞材料的）从事的可是最古老的职业。可时至今日，似乎越来越多长期搞材料的用自身经历印证太史公的论断。可事实上真是如此吗？环顾四周，搞材料只是一个职场跳板，一段人生经历。真正把材料写明白的，要么当官走上仕途，不屑（主要精力不在）搞这个；要么转成学术研究（或其他文字工作），不想（伤透了心）搞这个。特别是后者，当真正想明白了材料哪点事，这样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归到主题，搞材料的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写什么？”（确定内容）；“怎么写？”（选择写法）；“写到什么程度？”（根据需要）。这是搞材料的三要素，也是搞材料的“元问题”。每一名搞材料的在受领任务都应该搞搞清楚。
搞材料必须处理好主动和被动、共性和个性、体式和发挥等方面的关系，最终要处理好有我和无我的矛盾。这是每一名搞材料的写到最后都要迷惑、疑惑、甚至困惑的地方，但最终必须解决好。
再回到主题，搞材料是一种能力。如果换成习武，大家是要学萧峰，循序渐进靠一套太祖长拳就能笑傲聚贤庄；还是要学习周芷若，速成九阴真经却只是一个“盗版”。这就涉及到公文写作的“道”与“术”。有术无道,止于术;有道无术,术可求。搞公文写作，必须要坚持“走大道，走正途”，坚持以业务为中心，做到“在研究状态下工作”，以“为事而文”为原则，实现从文字思维到业务思维的转变，做到“内容为王”，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搞搞文字概括与提炼、整合与美化的“字匠”。
作为搞材料的人，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文员（录入、整理决策）。负责把口头语言转化为书面语言，把事务性工作转化为文字，上传下达，起到中转的作用。
第二个，秘书（辅助、服务决策）。根据领导思路进行创作，或者根据领导要求进行思考然后创作，能够独立完成较为重大的调查研究，对业务精通、文字娴熟，起到参谋作用。
第三个，智囊（影响、引领决策）。对于本领域各项业务来龙去脉清晰，具有较高的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等素养，能够准确把握上级意图，切准关键环节，具备举一反三、以小见大的能力，起到引领作用。
如果不能转型，这大约是搞材料的职场生涯的概括。
材料不好写，大家不愿写。前者是由公文的特点决定的；后者是由写作的特征决定的。需要看到，搞材料的门槛很低，具备一定的文字基础，都可以；需要看到，搞材料的上限很高，即使是大秘也不敢说自己的文章是完美的。但是，搞材料是有内在规律的，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提升的。
本人有过比较复杂的经历，大学读的是汉语言文学，读完书参军，先后当过排长、宣传干部（教育和理论中心组学习）、指导员、秘书科副营职干事（负责工作），掐头去尾5年，搞得都是政工、党务、组织等工作，一直搞材料；到地方后，第一站就是市公安局研究室，写了6年的材料，然后给主要领导当过一年的秘书，又转岗到业务警种，现在搞的是反恐怖宣传工作。对材料，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但始终没有离开。
写材料时，自己是写手的角色，身在其中；
当秘书时，自己是批评的角色，居高临下；
在基层时，自己是受众的角色，自下而上。
深知搞文字工作的艰辛、艰难，基于此初衷，开设这个微信公众号，对公文写作的心得和体会进行分享，以期对大家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