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拼命逃离“套子”
这要从童年说起。
那时候家境还不错，全家都是城镇户口，大部分人在体制内，用当时的话来说是“吃国粮”的。虽不算富有，但从小衣食无忧。因为姨舅们多在外地城市，只留母亲在小镇供销社接了姥爷的班，我常会随长辈去各城市小住，与我童年的小伙伴们相比，算是见多识广。
小镇看电影都是露天的。电影队来了，找片宽阔的空地，拉起幕布。吃罢晚饭，顾不上洗碗，大伙提着马扎抢占有利位置，待天一黑，电影开演。我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是在1994年，大观园电影院，《狮子王》。
那次，是跟我姥姥去济南小姨家住了几天，我姨带我们去逛大观园商场，给我买了一套嫩黄的套装。我姥娘张罗着买文具和图书。
我姥娘不识字，但在她看来，读书是天下第一贵重的事，带我进省城，自然不能仅丰富物质，更要在学习上有所帮助才是，于是买文具和图书成了她眼里的当务之急。她给我挑选了几支进口的自动铅笔，其中有一支，红色的杆上印着精美的白色图案，顶端是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虽然她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她的审美一直很好。姥娘以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是她没料到，这些精巧的自动铅笔，成了我上课时走神的主要诱因。
学习没搞好，最后大专毕业将整个学习生涯做了终结。工作成了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在我家人看来，进入体制内工作是天经地义的，而成为自己家乡的本地公务员将会开启一辈子的坦途模式，我家大部分亲友也是选择了这条道路。当然我对此并不反对，甚至有一个时期会后悔当年没有选择考公务员、事业编，但在择业的关键时期，我还是选择了逃离。
我父亲按照当年大部分体制内父母的做法，将我安排进本城某局做合同制，只等通过事业编考试完成身份的转变。而且与此同时，给我安排了三个相亲对象，无外乎某副县级干部家的公子，某局长家的少爷，在某银行市行工作的远房亲戚的侄子。我一天都没有去那个单位上班，一个相亲对象都没有去见。我感觉这像一张无形的网，将我死死地困在家乡的小城，如果我服从了，可能连出去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我从来没有去过大一点的城市，也许会满足于拿着微薄的工资，每天在破旧肮脏的小城里骑着自行车穿行，上班、买菜、接送孩子，几点一线，周而复始。
母亲见我软硬不吃，委托我姨解决我的工作和终身大事。
于是我只身来到省城，在我姨的安排下，过上了济漂的生活。其实比漂着还要好一点，起码有地方住，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做。“漂”的感觉最盛的时候，是按公司安排去做短期促销，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从后龙坐102路电车到经七纬二，然后转4路或35路到动物园。晚上10点结束工作返回时，再倒放一遍程序。在将近午夜的黑暗中，步行上山回住处。工作的艰辛不必赘述。
其实在那个公司做下去的话，会有不错的前景，当然不是产品的前景或工资收益的前景，而是增长见识后会给自己带来的长期益处。公司是一个很著名很著名的美国影像产品及服务品牌的山东总代理，当时在山东会堂做一个展会活动，我被抽调过去。妈呀好洋气呀，中国区来的人都像是我在电视上见过的人，琳达、索菲、费安娜……无论从穿戴打扮，还是说话的那个劲儿，他们的行为举止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土包子无地自容。
这种生活约有半年。总在姨家住着不是个办法，毕竟多一个人多出很多事情来，而且很多情况下，我的活动要受姨家习惯的限制，觉得不太自在。所以跟我姨商量，我去住宿舍。虽然如愿住进了宿舍，但是我姨开始给我介绍对象，她定了个调子，要么济南本地人，要么名校毕业留济的本科生，要么军官。一听说又要给我织一个套子，让我失去择偶的自由，我有些抵触。住宿舍后没多久，下坡骑车撞了树受伤，伤情并不严重，但伤在面部，短时间无法上班。在此之前因为找对象的事情与姨吵架，受伤之后不好意思再住到她家。我在洛口买了顶帽子，遮挡住贴着创可贴的额头，然后走进“中华第一站”，独自离济。
长大后，给自己织个“茧子”
伤好之后在距离济南几十里的小城找了一份房地产公司人事助理的工作。没想到，这一离济，再想返济就难了。在小城工作稳定下来后，匆匆结婚、匆匆生子。22岁，我的人生基本就定了型。其实当年，我还没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感觉只要脱离家庭的束缚，就是一个极大成功。就这么从家人给设定的套子里出来，又给自己作了个茧子。
十八九年过去，再回头想想，仓促离开省城虽不能算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是对我将来的职业规划以及眼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段经历，让我既放弃了进入体制内的最佳机会，也失去了留在大城市发展的可能。
被孩子拴住了，我有多年不曾离开小城，生活清贫、度日艰难、前途无望。从一个小城到另一个小城，拿着微薄的薪水，每日重复着上班、买菜、接送孩子，最终还是陷入了当年我拼命想离开的圈儿。
直到孩子小学以后，家里的经济略有好转，我开始独自带着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脱不了的壳，锁不住的心
不再跟团旅游，而是出去走走，去一个地方住几天。我喜欢以步行、公交或地铁的方式去看一个城市。
2016年去北京，住在二环的医院家属院，每套房隔成数间出租给来京诊疗的病人和家属，可日租，便宜又方便，但卫生条件很差。步行出来，去潘家园，看那些被炒热的文玩核桃，50一对可以，30一对也卖，在我们小城，这样的一对核桃要500。鸡翅木的108串珠几十块，小叶紫檀带金星的手串一百。当然，我只在工艺品大棚里转转，古玩店里的东西动辄五六位数，绝对不敢进。去南锣鼓巷，在东棉花胡同，闺女和中戏校牌合了影，我说，你要将来能考到这里，就再来合个影。僧王府现在是个大杂院，如果不是有标识，谁能想到这是僧格林沁这位赫赫有名的蒙古王爷的家。
2017年初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在苏州小住。我俩在桥头大惊小怪，原来房屋真的可以临水而建，大爷大妈真的穿着棉睡衣就能上街，就连地下管网的井盖都是这么秀气。冬日的阳光像射线一样穿透清朗的天，洒落在石桥上。而此时的北方，天空正是雾霾笼罩，昏黄的太阳看上去极为懒惰，多日看不清它的面目。晚上坐游船，唱评弹的姑娘外穿白色皮草，内里是绣花旗袍，一张口吴侬软语，唱的是《太湖美》，她推荐游客去买采芝斋的松子糖。目光往下一移，姑娘配了一双咖啡色的羊毛雪地靴，大约是UGG。
而后又去南京看博物院。网上说，中国有四个故宫博物院，分别在北京、台北、南京、沈阳。她看过北京、台北的，计划再去南京和沈阳。恰逢周一，“总统府”休息，我们在附近的民国建筑巷子里走，不多远就会看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巷子里比较安静，我说是不是换身旗袍，就如同置身于民国？她说，想得美，你不看看你那肥嘟嘟的肚子！1912街区，其实并不适合我，我既不去酒吧，也不爱喝咖啡，有镶着彩色玻璃的建筑，颇具民国风格，但白天没什么好看的，时近春节，很多店已经关门闭户，大概时尚的店主们，纷纷回乡过年了。傍晚的秦淮河灯火招摇，黑暗与光亮的交织中，隐约看出些六朝金粉的繁荣模样，只是路人手中的烤鸭肠，破坏了我绮丽的想象。我要去吃大牌档，她不。
2018年夏天，去游天津，看海河风光。表面上是二人游，实则是三人，这时我已怀二宝，五六个月身孕，我儿子在不知情的时候，稀里糊涂跟我去了一趟天津。在意式风情街期待一场与狗不理的相会，人太多，没等上，据说这是一种著名性价比极低的食物，我也实在太累，放弃。照例坐游船，我似乎对泛舟水上有种执念。在海河上看天津之眼，特别想上去，无奈孕妇属于不适宜玩刺激项目的人群，作罢。特别喜欢听天津人说话，在古文化街吃一套煎饼果子，旁边炒酸奶摊主的宣传词像是在说单口相声，一位看相的大哥走过来：姐姐，您眉心的痦子长得好哇！临街的二楼有相声茶馆，我想上去坐坐，闺女不爱听，又算了。最遗憾的是与起士林擦肩而过，当时刚吃了煎饼、焖子，喝了山海关汽水，腹内正涨，无心再找吃食。但错过就是错过，过了这个村再找这个店就不容易了。
女儿向来对各地小吃没有兴趣，无论去哪，都是一连几天在K记M记解决就餐，我还必须得陪同，可乏味透了。跟她出来，耽误了我享受各地美食。
之后生下儿子，一连几年，窝在小城照顾宝宝。离高铁站只有二十公里的路程，离机场也不过一个小时，却再难得再有时间出门。原计划2020年夏带着高考结束的表妹和中考完的女儿去日本，疫情开始后，所有出行计划泡汤。
把希望寄托于孩子
我这辈子的工作、生活规划已经基本固定，很大可能会在小城靠着这层茧壳，消磨掉所有时光。可我希望两个孩子，将来能去外面走走看看，多去几个城市试试生活和工作，不要急于做选择、做决定，更不必非要留在妈妈身边。
小城温暖而封闭，外面的世界有风，却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