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档案存放。
那时候还没有人才交流中心存放档案,我也不知道档案应该放在哪里。后听说中国科协有个单位,可以存放档案,保留干部编制一年仅仅几十块钱就可以解决,我们过去一看,果真如此,就把在调查所的档案存放在那里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海”。
按照我在调查所的工作性质,已经是事实上的“下海”了,不过那时候思想还是保守,觉得干部编制一定不能丢,主观上还是放不开,怕一下子失去干部身份。
或许很多人看不懂我上面的话。
1980年代末,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是有天然的干部编制的,也就是说他们只要进入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享受干部待遇干部编制,后来改革了,只有通过公务员考试,才能进入“干部队伍”。
那时候没有公务员的称呼,一般用“干部”表达这种身份。
比如大学老师、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都是国家干部。包括我在中成公司,其实也算国家干部。
这就是中国社会“官本位”体制下的一种现象。
更有甚者,有的大学教授,居然在名片上印上“(司局级)”的提醒,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在八达公司,我发现了这么个现象,真正“下海”的人几乎没有,很多人都是在“海边钓鱼”,也就是说,公职继续保留,利用业余时间,跑到八达公司做事。
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在大专院校工作。
学校工作,不用坐班,这样时间相对灵活,有空就往公司跑,有机会有项目就做点事情,有的人甚至在好几家高科技公司挂名。
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末比较流行,俗话说,“马不吃野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既然国家号召大家早日进入“小康”行列,在北京这种城市,有时间有条件,出来“兼职”,多赚一点钱,未尝不可。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毕业分配到河北保定报社的记者小李,也是这么个“下海”法,在保定和北京,来回穿梭,两面赚钱,都不耽误。
八达公司总经理本身就是兼职,他的身份是某高校的在读博士生,本人几乎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时间,去做这家八达公司。
创立八达公司,他也是借用了一个巧劲,和民政部门合作,把公司直接挂靠在某民政部门下面,按照政策,吸收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员入职,获得了减免税方面的政策优惠,而公司的启动资金,完全由某民政部门支持。这样,他左手利用政策、右手利用海淀的技术人才高度集中的优势,经营管理着这家公司。
从这个角度说,八达公司也是一个“海边钓鱼”。
这种在“海边钓鱼”的“下海”方式,张博士算是玩的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有时候,在外面做事很奇怪,往往是经历了一次高峰期以后,会出现一段时间的调整。
在八达公司,我忽然发现,在调查所那种做什么什么顺的气势,在这忽然“灭火”了。
我大概是六七月份进入八达公司,一个夏季过去,似乎做什么什么都不顺。我这个人不太信命,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运数似乎在悄悄离我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对团队和我的工作目标做一次调整。
这时候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大栋,知道了我的想法后主动和我联系,并且积极和有关领导推荐,从而让小莉顺利转入国务院某部委机关政策研究室工作。
我和大栋关系走得近,有人说大学同学很像兄弟姐妹,我觉得大栋就是我的兄弟,几十年证明,没错。
到了这一年年底,小莉的档案顺利地进入这个部委,她本人也从海里又游回到岸上。
另外一个和我去八达公司的女孩儿小许,本人学的是财会,直接留在八达财务部工作。
在八达公司这一段时间,我只做成功了一件事,在北京帮助总部设在广州的欧亚经济时报建立了北京办事处,落户到八达公司。
但这种落户对公司和我自己的工作室,意义不大,他们的新闻工作是相对独立的,有自己特殊的工作目标,和我要做的事情,关联度不高。
在八达公司,张经理一直希望我能够为公司开创一个有发展前景的项目,我也努力以市场调查的眼光,去寻找合适的机会,但接触了几个,都不理想,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感觉,那种在调查所的灵气,仿佛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离我而去。
八达公司的全称是北京市海淀区八达技术开发实业公司,性质是集体所有制。这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型公司,虽然经营范围是比较灵活,但和我昔日调查所完全是两档子事,调查所很多想法,在这里是无法展开的。
比如我也尝试和电视台做些合作,由于之前在调查所策划的那档节目做得有声有色,和我合作的专题部,也希望继续和我合作一些新节目。
和台里的几个人,我们私下关系非常融洽,该部门主任和我做过不少次探讨,也想出来几个不错的创意,但是我要以这种技术型公司为框架和他们合作,似乎找不到适当的操作模式。
也接触了几个技术项目,甚至做了一些尝试,但都是无功而返,眼看着春天变夏天,夏天变秋天,却始终毫无感觉。除了去了一趟广州,顺顺当当把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暂时移植到八达公司我的社经室名下,其它一无所获。
我不可能拿着亚太经济时报驻京办的名号,去和其它单位合作,而且北京人未必愿意在我设计的活动中,买广州人的账。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做。
我和大学同学合影,照片右侧是晓冬,晓冬在毕业前,曾建议我读他父亲赵叔的研究生;左侧是大栋,他在帮助小莉进入国务院某部委的过程中始终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