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时调查所貌似做得风生水起，发展不错，但我却隐隐感觉到这风光表面下的调查所已经危机四伏，若不趁早想办法解除这些潜伏着的危机，将会严重影响调查所的生存及发展。
这种危机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职工的素质问题。
老岩当时建立的 “没有项目就没有工资”的这种薪资制度，一方面确实督促了员工们努力进取，但另一方面由于入职的门槛过低，导致调查所内部鱼目混杂的现象比较突出。比如说公司聘用的普通调查员，他们是通过直接到现场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劳动报酬，这部分人的入职门槛过低，职业培训不够，不少问卷质量很低，更有个别弄虚作假的现象，若不从源头控制调查问卷质量，调查数据的准确性就无法保证，所以必须强化普通调查员的管理；
还有市场营销人员，也比较混乱。虽然9%的立项提成的确成功调动了这部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调查所招揽了不少业务。但不乏一些人在外面借用调查所的名号，做一些名不符实的宣传，长此以往，必有负面影响。
同时员工缺乏基本的安全感，组织的凝聚力不够；
第二，是调查所自身的问题。
我不知道老岩当初拿到的是什么批文，居然有人事调动的权利。他把很多人的档案调到了调查所名下，对此我是心存疑虑的。
当时并不是所有单位都具有调动档案的权利，而在他这里，门槛如此之低，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更有意思的是，他居然以调查所的名义，在南开、北京大学直接招收本科毕业生，让大学给毕业生直接派发前往调查所工作的派遣证，只要毕业生能够提供北京的住址，他就以“调查所”的名义，直接通知当地派出所，给外地户口的新毕业大学生上京户，我觉得这个事太蹊跷，甚至有些玩笑。
北京户口一向非常难搞，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他这里，外地大学的外地毕业生，进北京、拿京户，易如反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老岩是利用了当时户籍制度的某些漏洞，巧妙且合法地完成了这一过程。
仅仅这个事情，就让我感觉很不安。
第三，就是调查所上级主管单位的问题。
这是一个挂靠问题。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明白什么是“挂靠”。
调查所理论上是事业型组织，这种组织在那个时候，是必须有上级主管单位的。由于事业型组织是非盈利的，上级主管单位应该定期给这个下属事业型组织提供运行经费，用以完成组织职能。
问题是，老岩的这个调查所，所谓上级主管部门，并不给调查所提供经费，也没有直接的职能任务。这种情况下，调查所要维持运行，经费只能自筹；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外面寻找空间。这样一来，调查所就没有职能上的约束，只要是合法合规的事情，都可以做。自主的空间非常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是事业性单位，还没有税务负担。
这种空间和自由度，也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有的。
理论上，调查所的上级挂靠单位，就是立所时批文发出单位。
问题是，老岩和原挂靠单位发生过一些纠葛，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似乎难以协调，因而老岩就想放弃原来的“上级”单位，换一个新的“上级”单位，也就是所谓的换家“挂靠”单位。
这就如同亲生儿子不认老子，想抛弃原来的老子，再找个新老子。那么原来的老子，肯定是宁可打死这个儿子，也不会让儿子到外面找新老子的。
老岩的这个想法，上级单位肯定已有所觉察，迟早会对老岩有所动作。
很快危机就来了，上级单位要对调查所做些人事上的调整，并且发话，如果老岩不同意，原来的“立所批文”就会被收回，调查所立刻成为非法单位。
那时的社会条件，调查所必须得有个“挂靠”单位，这个儿子必须得有个老子，才算合法。
因此，这个危机一旦爆发，对调查所无异于釜底抽薪。你搞得再好，人家一纸文件，一切都可能化为乌有。
另外，对调查所的“羡慕嫉妒恨”无处不在。当时调查所的分配奖励制度，也确实算是大手笔，只要努力，或许半年下来，一个人就可以赚到普通国企职工30年工资的总和（静态看）。这种收入，在调查所有几个人已经实现了。只要上级主管单位有人因眼红眼热在领导那里随便打个小报告，调查所就有危机。
再加上有一次有家外国的相关公司由于关注过调查所，其总裁不远万里亲自来拜访，而老岩和上级的沟通不够，自己自作主张，直接接待，并试图和人家合作，这种做法，进一步给自己在上级单位那里埋下了“地雷”，多种矛盾积蓄在一起，一旦爆发，必是天翻地覆。
我的预感一般不是很灵验，但这次却有些准。
就在送走戴维不久，有一天调查所全体员工突然接到上级主管单位的通知——召集全体人员开大会。
上级直接宣布解除老岩的所长职务，并立刻委派新所长就职，宣布的理由貌似充分，但在我们看来并不充分。因为，据我所知，所里的各项活动，都是守规守法，并没有脱离社会调查这一基本主题方向，老岩起码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