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一个容易紧张的社会环境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捉摸不定，有时表现出亲密的、感同身受的一面，有时又表现出冷血的、戾气冲天的一面，人们彼此依赖，又彼此憎恨。
高以翔的脸是我见过的脸，虽然此前并不知其姓甚名谁，但他的猝死还是让人惋惜，毕竟是一条年轻有为、漂亮鲜活的生命。
对这类人的英年早逝很少有人不报之以同情，而且在一个整体高压紧张的工作环境中，一个有着社会名望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更容易搅动社会舆论，触及大众神经。
由此，网路上愤怒的人群将矛头指向了节目方，声称嗜血的资本应该为高以翔之殁负责，继而抨击当下演艺圈高压的工作生态。
事实上，不管是从近期韩国接连两起女星自杀案，还是从高以翔猝死事件来看，圈内艺人在获得高报酬、高社会地位、高关注度的同时，也在承担着非比寻常的社会压力和戕害。
如果说东亚国家的女性艺人其生存困境（其极端表现是社会道德高压下的自戕行为）与父权制度和资本的围猎不无关系的话，那么看似“意外”猝死的高以翔们其实质也一般无二。
出于主流社会对于男性的性别期待，男性在工商业社会中不得不遵循丛林法则，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便是对雄性气质的生动诠释，这也使得为了获取更高收入和更高社会地位的竞争合理化。
而且，在东亚社会传统观念所倡导的性别分工格局中，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男性劳工同女性群体一样，在本质上都没有被当作是有着尊严的人。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现代工商业体系中努力奉献时间、智力与体力的可怜虫，这不是简单的“尊刘贬曹”式的道德审判，并完全倒向对近现代工商文明的批判。
不可否认，现代人得益于精妙的组织制度设计，从而得到了极大的物质富裕，但也同时失去了生而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乃至健康与生命。
人是有健康与生命的权利的。
只是一旦进入或被纳入某一种生产体系，比如无论是在马克思所宣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社会个体漫长而繁重的劳作最终都会反馈于身体之上，不但可以表现为职业病的发作，还能最大化个体遭遇可测与不可测风险的几率。
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否认劳动的价值和意义，而只是在强调任何组织组织的任何劳动都应该以尊重生命为前提，而不是建立在剥夺个体生命和健康权利的基础之上。
当然，其中确实有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如何确保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和雇工的生命健康权利相一致，尤其是前者还通常宣扬集体主义至上的价值观和理念，美化狼性文化，擅长制造道德绑架等。
这大概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鼓励竞争的社会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即牺牲个体的自由、尊严、生命与健康，从而实现社会总体财富的累积。
但是，在古典的物质丰裕社会，比如在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的群落社会中，虽然个体也会承受源于自然灾害、疾病以及不可避免的冲突等不可控因素的伤害，不过却可以较大限度地保持身体的自由，而不是被固着在一地，被动丧失或主动放弃个人意志。
就像不管是基于科学研究，还是身体经验，人类都是不适宜坐立或者久坐的物种，而坐立工作如此反人类的行为在工商业社会却被规制和习以为常。
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其教育理念虽然不是一成不变，但其中总是有一个不变的逻辑，即符合既得利益群体的期待而教之导之，“顺从”便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而这种“顺从”无一例外是权力意志的体现。
在当代社会，我们也许能看到更多基于人的自然天性进行教育和引导的案例或实践，个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他们很少被社会绑架，哪怕代价是“沦为”一个平凡的人。
但这未必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欺骗，让渡出成为“精英”的权利，最终成为一个没有声音和不被注意的个体。
毕竟，一个普通人的猝死将是微不足道的，更不会劳动如此之多的社会注意和传媒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