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马的驯化历史要远远晚于牛和羊。
牛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几乎是伴随着农业的产生就进入了人类的生活，多数学者认为，普通牛最初驯化的地点在中亚，以后扩展到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和半坡遗址就都曾出土牛的残骨和牙齿。牛是重要的农耕畜力，受到格外保护。西周时就有“诸侯无故不杀牛”之说，自汉朝以下至唐宋元明清各朝，都对私自宰杀耕牛定有明确的处罚办法。
而马，直到4000年前才被人类驯服。虽然在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骑马打仗的古埃及人和印第安人，但事实上古埃及没有马，马是直到胡夫大金字塔建成以后1000年，才从国外引进埃及的。古代美洲也没有马，因为在印第安人统治美洲大陆后，几乎所有的中型以上的动物——包括马，都被灭绝了。电影里那些骑马的印第安英雄，其实是后来和欧洲人学来的。
与牛的角色不同，马主要被用于交通运输。在汽车发明之前，马一直人类最快捷的交通工具。比如：在十九世纪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伦敦，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马。货物运输靠马拉，出租车、公交车是马拉的，警察巡逻要靠马，女王出巡要用马。五百万人口的城市，需要30万匹马来运转，平均15-16个伦敦人就有一匹马。大街小巷到处是繁忙奔走的马，不要说草料，每天3千吨马粪就引发了污染危机。
马被应用于战争后，还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
虽然在10000年前人类就学会了耕种粮食，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地。即便到了今天，全世界耕地面积也仅占陆地面积的10%左右。陆地上90%的面积是草地、森林、荒漠等，其中草地面积约是耕地面积的2.5倍。在农耕时代的亚欧大陆上，农田主要分布在大陆东部、南部、西部的河谷平原地区。就在那些地方的农民皇帝们自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时候，在大陆深处、广袤的大草原上，另一种文明慢慢的兴起了。
草原部族和农耕民族原本就是相同的祖先，他们最早都依靠狩猎和采摘为生。只不过因为环境不同，扎根在温暖湿润的河谷地区的人们过上了耕种的生活，游走在草原的人们依靠驯化的羊成为了牧民。游牧的生产形式分散，很难汇聚成城市，所以文明程度一直落后于农耕地区。比如蒙古，直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立国时才有自己的文字。
马被驯化后首先成为了牧民有力的生产帮手，放牧时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同时，马更适合运输和战争的需要。在秦汉时期，战马已经被广泛应用。公元前113年秋，有个名叫“暴利长”的敦煌囚徒，将一匹汗血宝马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得到此马后，欣喜若狂，称其为“天马”，并作歌咏之。仅有一匹马不能改变国内马的品质，为夺取大量“汗血马”，西汉政权与当时西域的大宛国发生过两次血腥的战争。
但不是有了马就有强大的骑兵。众所周知，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中还没有马镫，那时候战争中马的主要作用就是承载战车。
马镫被西方的马文化研究界称为“中国鞋”，因为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实物发现于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的中国东北地区。
马镫的发明具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骑在马背上的人解放了双手，骑兵们可以在飞驰的战马上且骑且射，也可以在马背上完成劈砍等军事动作。正如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指出的：“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而又很少有发明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从此骑兵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也使世界战争史大为改观。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是天经地义，农耕民族人口增长需要扩大耕种的土地；游牧民族在遇到气候变化，牧场受灾后需要转场，这种对土地的争夺就势必造成战争。
起初农耕地区文明发展的早，人口众多，利用国家的力量对分散的游牧民族保持着绝对优势。可后来游牧部落的人口也发展起来，特别是掌握了马镫和铁器后，就开始获得了更多的战争优势。游牧民族先天性的拥有强大的骑兵、来去匆匆；而农耕民族需要维持生产生活的稳定，这注定了在军事上的被动状态。
马，马镫，铁器，当处在亚欧大陆深处的游牧民族在马背上悄悄的崛起后，他们一次次冲向农耕帝国的城市和农田，很多古老文明都消亡于他们的铁蹄之下。
在东方的中国，中原王朝一直饱经北方游牧民族侵扰，历史上曾有“四裔为中原患者，莫如北族”之语，《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提到了“亡秦者胡也”。嬴政虽然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并向南征服了岭南，但北击匈奴却要艰难得多，其最好的办法是构筑防御工事，把各国北部已有的长城都连接起来。这样，在中国的北方大地上，便出现了一条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人称万里长城。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长城的修建和驻守绝对是劳民伤财的工程，它甚至成为秦王朝崩溃的原因之一（陈胜吴广就是在去渔阳戍边的路上造反的）。但作为冷兵器时代最伟大的防御工程，长城对中华文明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有了长城，中原王朝，在相对强大时可主动出击，远征大漠；在相对衰弱时，可退守防御，将匈奴、突厥拦截在长城以北。这种相对和平的局面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稳步发展，并在隋唐时期达到另一个高峰。
同时，西汉和隋朝，为了控制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帝国一直把长城修到了帕米尔高原。这种对游牧民族的强势政策，一方面打开了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另一方面，迫使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西迁，间接影响了欧洲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