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 文责自负
我周围有不少大龄青年男女选择不婚不育，远离职场，靠父母的退休金，在原生家庭的庇护下过着低欲躺平的生活。让我想起了计划生育年代的故乡任伍垭，想起了那时候的生产队队长王忠厚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经历着人口爆炸的危机。为了缓解资源压力，政府推出了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明确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82年冬天开始，陈河公社的场镇上，沿河两岸的石头上，大山里的石壁上，老百姓居住的房屋墙壁上，计划生育宣传标语格外醒目。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提倡一胎，最多二胎，杜绝三胎；少生优生，幸福一生；宁叫家毁，不让国亡等计划生育宣传标语，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那个时候，生产队三天两头开群众会，开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身边违犯计划生育怀孕的妇女。会上计生干部用政策攻心，会后上门劝导计生户进行引流和结扎。宣传和劝说敌不过根深蒂固的观念，随后又出现了“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流不流，拆房牵牛”“该扎不扎，房屋倒塌”等强制类标语，这些直白粗暴的表述是对超生夫妻起强力震慑的作用。
任伍垭地处高寒边远山区，土地贫瘠、无霜期短暂，生产条件苦如嚼蜡，无论耕田、扛拌桶、翻山越岭换物资，还是在冻土上刨粮食，都得靠男劳动力硬扛。这份沉甸甸的现实压了一代又一代任伍垭人，也把想生儿子的念头，融进了家家户户的日常期盼里，一代传一代，从未淡去。山里人心里装的却是“续香火”的执念，再严的政策也磨不掉这份对儿子的期盼。一胎生儿子，还想儿女双全，一胎是女儿，继续生，生到儿子为止。这里的计划生育从不是一纸通知、开几次大会，而是计生队翻山越岭的追赶，是孕妇藏进山洞的逃亡，是孕妇居住娘家的长期藏匿，任伍垭的计划生育，是硬骨头里最难啃的那一块。
面对刻在村民骨子里的旧思想，面对不容变通的政策红线，计生工作队聘请了社会闲杂人员中素质低下的天棒，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地痞流氓驻在村里。他们的做法让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上吊递给绳，喝药不夺瓶；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打死一个违反计划生育的大人，就等于少生一个孩子。从那时候起，任伍垭就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再也没过个消停的日子。在计划生育最严格的二十多年里，被工作队抓去墮胎、结扎的人无数，唯独王忠厚夫妇一去不复返。30多年过去了，他们夫妇俩因计划生育意外死亡这件事情，像根细密的针，轻轻一碰，任伍垭人的记忆就会泛起涟漪。
王忠厚小名铁蛋，解放的第二年出生在任伍垭的山顶上。父母四十好几才盼来这根独苗，抱在怀里像托着稀世的珍宝，连呼吸都放得很轻很轻。别人说“惯子如杀子”，但铁蛋在父母的宠爱里，偏偏长出了上进心，把亲朋好友的担忧，变成了羡慕的眼光。铁蛋儿从小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跌倒了从来不等人扶，自己拍拍灰尘就站起来继续跑。村小在半山腰里，他上学读书从来不要父母接送，高小在离家十多里的地方，愣是不让父母操心。在学校里，他从不是挑事的人，安安静静做好自己的事，但谁要是故意找碴，他也从不含糊。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造反派活动频繁，学生无法正常上课，部分学生选择离校参与串联活动，铁蛋选择回到任伍垭家里。
铁蛋的父母，是任伍垭出了名的老实人。当年的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他们不凑组织活动的热闹，白天参加集体劳动从不偷懒，早晚打理着房前屋后和自留地，种得瓜果满架，养得鸡鸭满院。冬去春来、老俩口精打细算，把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富足红火，左邻右舍都羡慕：“勤劳才是过日子的根本！”
铁蛋回到家里，父母总说：“你只管专心复习，等学校恢复正常了，还是去上学读书，家里的事不用操心。”一晃二三年过去了，书虽不能继续读下去，日子却在家中养出了好模样，身形长得高高大大，气色更是白白胖胖。在人群里一站就很惹眼，配上一张干净利落的瓜子脸，眉眼间是未经世事的清亮与坦荡，哪怕只是随意站着，也透着一股干净挺拔的帅劲儿。远远近近的人都说，这小伙子不仅长得帅，连举手投足间都那么有范儿，将来一定不缺漂亮老婆。
七十年代初期的大山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畅，那个时候的婚姻都是，养儿托媒，养女望媒。铁蛋初长成父母就四处托媒，大山里的人都知道，高山上的路都没有个好的时候，解冻后路就成了永远的泥潭。日子是脚，一年到头都在泥里拔着走。青春的脚步太快，一晃眼，铁蛋都到了晚婚的年龄，婚姻之事还是东不成西不就。不是人丑手脚懒，只怪地形崎岖、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正当父母愁得白发丛生，日夜叹息的时候，一个媒婆到铁蛋家说：“隔壁村山脚下有个姑娘还没有开亲。”“快给我家铁蛋介绍来！”铁蛋父亲说，媒婆说：“我问过姑娘父母，他们不讲条件好坏，只要是换亲就成。”“怎么个换法？”铁蛋父亲问道。媒婆说：“互相交换女儿作为儿媳。”“那不是说的空话吗，我家又没有女儿。”铁蛋父亲失望地说，媒婆说：“姑娘父母还说过，没有女儿的话，用一百十来斤高山洋芋种也可以换亲。”铁蛋父亲高兴地说：“这个可以！”铁蛋母亲却抢着话说：“坚决不同意，一百十来斤洋芋种是个什么概念？我的儿子不可能就打了光棍儿。”铁蛋父母当着媒婆的面吵了起来，铁蛋父亲对老婆说：“跟他同龄的人生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他还没着落，你不着急，我还着急。就这么定了，百把十斤洋芋种不算个啥子事儿。”
在媒婆的左右逢缘下，女方父母没过多久就带着姑娘来到铁蛋家。铁蛋父亲把一家三口迎到堂屋坐下，媒婆介绍说：“春花，这就是铁蛋他们一家三口。”春花红着脸微微抬了一下头又羞涩地低了下去，两个膝盖并拢，手指不安地互相揉搓，听大人们拉家常，偶尔抬头遇上对方看过来的目光，又赶紧低下头去。铁蛋可机灵啦！早把她看得清清楚楚，春花也有二十出头的年纪，身材苗条，相貌秀丽，那张红晕的圆脸，大大的眼睛里面有几分妩媚的神情，乌黑发亮的头发甩在背后，一字型刘海覆盖额头。铁蛋手里拿着一本书，余光却黏在春花身上。父亲轻轻揪扯了一下他的衣袖离开了，铁蛋紧跟上去，“怎么样？”父亲问道，铁蛋高兴地说：“就是她了。”
春花姑娘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她脸上的红晕除透露出一种害羞的情感外，没有露出一丝喜欢的表情。父亲把女儿当成局外人，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表态说：“孩子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今年能把洋芋种兑现，明年就可以来接亲。”铁蛋母亲看了丈夫一眼，咳嗽两声，想说话却欲言又止。铁蛋父亲接过话说：“我给你们送洋芋种下山的时候，两个孩子就去扯结婚证，年前把他们的婚事办了。”春花父亲假装推辞说：“今天当着媒婆的面说清楚，我家子女多，长上两个儿子都还没结婚，如果你们今年非要接亲的话，我们是没有嫁妆的。”铁蛋父亲感觉有戏，就高兴地接过话茬：“没关系的，山上又不缺木材，嫁妆我们来做，请你们放心！我们把箱箱柜柜给孩子们做好了再结婚。”
回到家里，春花才知道洋芋种是用来给哥哥们换老婆的。春花红着眼眶说：“我不换”，母亲给她跪下了，要她为哥哥着想。父亲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闷烟，烟圈裹着愁苦，把整个屋子熏得发沉。春花想到山区的闺女，哪有自己选择婆家的道理，认命的那一刻，心竟出奇地平静如水。春花刚嫁到山上来的时候，一家人还比较和睦，可她刚刚把新家庭的日子摸熟、地皮子踩热火，婆婆的态度就渐渐变了样。总拿春花娘家穷说事儿，动辄甩脸子，冷嘲热讽，话中有话。身为换亲的春花，娘家穷成了婆婆拿捏她的理由，受了气不敢辩驳，怕传出去让娘家难堪，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铁蛋也不敢得罪母亲，只有把她说的话朝利于团结的方面给老婆解释。幸好公公“公正无私”，好多时候婆婆正要对儿媳发作，他就及时出声制止，一通生气的话语把婆婆的火气压了下去，没有让冲突扩大，一家人照旧平平静静的过日子，无波无澜。第二年家里好事成双，年初群众选铁蛋当上了生产队长，年尾铁蛋又喜得千金。婆媳之间的紧绷气围，被新生儿的啼哭一键化解，添口之喜让往日的磕磕碰碰暂歇，一家人漾溢着难得的一点点欢喜。
女儿出生后，本就没入婆婆眼的春花更是成了她眼里“断了根”的罪人，冷言冷语成了日常，对孙女漠不关心，对春花是明目张胆地刻薄。春花是个勤劳善良的女人，她不会抱怨，只会默默地干活。春花公公是个非常有担当的男人，他在家庭中承担起了很多的责任，既做家务又带孙女，还劝儿媳妇，婆婆年纪大了，不能和她一般见识。铁蛋背着春花也指出母亲很多不对的地方，并多次对母亲说：“春花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她并不喜欢山巅的云雾美，是因为百十斤洋芋种才来到我们家的，儿媳妇也是家里人，别拿她当外人看待，真心才能换真情。”铁蛋背着母亲也劝春花，婆婆也是妈，让她一步又何妨？靠着铁蛋的调和与公公的镇场，婆媳间纵有磕绊，也没有走到拆家分伙的地步，日子就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
在女儿满一岁多的时候，春花又怀上了二胎，婆婆为了求孙子不知烧了多少炷香，拜了多少尊佛，希望儿媳妇生个儿子，凑个“好”字，儿女双全。可是生儿育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春花又生了个女儿。婆婆对春花说：“你这身子骨是不是有啥毛病？别人都能一个接一个地生大胖小子，就你偏偏生些要嫁人的，纯属是浪费粮食！我看等我们老两口闭眼了，家产都得给外人。你是我们用粮食换来的，你对得起我们老王家吗？真是家门不幸啊！”春花也认为是自己肚子不争气，生不出儿子。山区女人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遇到这样的婆婆，只有选择用宽容的心态去面对，因为一家人不值得计较。再说，家里有公公护航，再大的风浪，这船也翻不了。可是，就在小女儿满周岁的时候，公公生了一场重病，病魔无情，带走了他。公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求婆婆要善待儿媳，把她当成亲闺女。同时劝诫儿媳不要计较婆婆的言语，一家人携手共度，任何风雨来临才不会畏惧。
公公的尸骨未寒，婆婆的脸色就冷得像冰，挑刺的话是一句接一句，把积攒几年的不满全撒在了春花身上。说她是用救命粮换来的媳妇，就该把孝道刻在心上，可是，生病了连一句关心的话语都没有，说她没有邻居的媳妇儿能干，说她煮个饭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连扫个地都扫不干净，还经常一副嫁错人的样子。春花开始根本不理她，顶多给铁蛋倒些委屈，婆婆却变本加厉，总是在村里说她的坏话，她逢人便说：“别提我那儿媳妇了，家里的粮食总被她偷偷往娘家带，纯属胳膊肘往外拐！不会持家也就算了，关键是肚子不争气，只会生赔钱货，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过日子更是一塌糊涂，不会精打细算，自从她进了家门，我们家就没有顺过，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这些话传到春花耳朵里，让她彻底寒了心，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要受到婆婆这样的对待，她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无论婆婆如何对待她都不给丈夫讲半句，越来越丧心病狂的婆婆对春花说：“我那5元钱是不是你给我拿了？”春花说：“妈，你的房间我从来都没进去过，更不知道你的钱在哪里？我永远不会拿你的钱！”“家里就你和那么小的孙女，不是你偷了还能长翅膀飞了？不拿出来不但叫你不好过，还叫你娘家人都不好过。”七十年代，对山区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5元钱对他们而言犹如巨款，对春花来说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坎。婆婆丢失的“5元钱”，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无数根稻草里，最轻，却也最致命的一根。当婆婆的刁难与偏见接踵而至，听闻家里家外那些细碎的言语，如刀割心扉，家的温暖，却藏冰霜，春花心寒如铁。
大集体年月里的生产队长铁蛋，脚不沾家的日子是常态，除了跑公社、赴大队开不完的会，白天扛着农具扎进田间，永远走在社员最前头，傍晚煤油灯一挂，又要照开社员大会到深夜。家里的柴米油盐，婆媳关系，妻女冷暖，终究是顾不上多问。婆婆闹腾得鸡犬不宁，丈夫却永远躲在生产队的事务里当甩手掌柜，春花孤零零地扛着所有风雨，满心绝望，这日子实在没法往下活了。那个年代山里人没有离婚的先例，春花想到用死来结束她一开始就不被看好的婚姻。娘家母亲生日的时候，她带着两个女儿回了一趟娘家，这最后一次回门也跟以前一样，春花还是把所有委屈咽进肚子，哪怕父母问起“婆家过得好不好”，她也只扯着嘴角说“挺好的”。
从娘家回来，春花给两个女儿赶制了几套衣服，在铁蛋去公社开三干会的那天上吊自杀了。铁蛋回到家里看见老婆吊在房梁上早已断气，他才猛地想起这些日子春花红肿的眼睛，沉默的饭菜，还有母亲摔门的咒骂声，原来婆媳间的怨怼早已堆成了山，是自己的视而不见，逼走了身边人。铁蛋找到母亲说：“她走了，是你把她逼走的！你天天挑她的错，嫌她生不出儿子，从今往后，这个家就只有辛苦你了。”
第二天，铁蛋父女三人披麻戴孝把娘家人请到山上来，岳父母扑在女儿的灵柩侧面哭着说：“女儿啊！是我们害了你……。”他们看到两个怯生生跪在灵前，连哭都哭不出来的外孙女，眼泪砸在地上，抱起孩子对铁蛋说了一句：“看在两个娃的面上，不跟你们家计较了，往后好好待娃。”春花死后，家里的一切事务就落在铁柱妈的身上，以前怀疑春花偷的钱找到了，怀疑春花偷走的衣服在箱子里也翻了出来。铁蛋妈觉得自己错怪了儿媳，越愧疚越做噩梦，几个月后竟不治身亡。
铁蛋刚当上生产队队长那会儿，耕田种地的门道都向父亲和队里的老农们学习。把小麦、燕麦、油菜等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的活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他就请一个老农担任播种工。播种工不但每天要去保管室领取种子，队长不在的时候还要代他处理一些事务。老婆和母亲离开后，铁蛋被家里的一堆家务事缠得脱不开身，哪还有精力管队里的事，生产队的事务基本上委托播种工来负责处理。时间一长，群众给铁蛋反映，播种工去保管室领取的种子有“走路”的嫌疑。铁蛋没有对播种工急于处理，要他们暗中观察，拿出证据，只要有证据证明他在种子上做了“文章”，我们就会严肃处理。几个月过去了，反映问题的人拿不出种子“走了路”的证据，铁蛋不但没有更换播种工，还让他当上了记工员。
田地下户后，播种工为了感谢铁蛋过去对他的信任和认可，空闲时间就去帮他干农活，还经常让自己的女儿兰英去他家做家务带孩子。30多岁的铁蛋与二十出头的兰英，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生米煮成熟饭的时候，播种工就把女儿嫁给了铁蛋。几个月后，兰英给铁蛋生了个女孩。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上正刮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计划生育风暴”。任伍垭的计生工作队要铁蛋去做结扎，铁蛋说：“大山里的人吃饭就靠男劳动力，我去结扎了，我这一家人吃饭的问题谁来负责喃？”工作队的人反复给他解释，男扎是小手术，两三个月身体就恢复了，等身体恢复后完全能正常从事重体力劳动。铁蛋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出个手续，我做了男扎后，如果身体出了问题的话，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就由你们来负责。”工作队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出手续。最后工作队队长说：“你们都有三个孩子了，不同意去做男性结扎，就要去做女性结扎。老百姓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不带头，群众就不会照办。”兰英听到要她去做结扎，一溜烟跑了出去。她生了一个女儿，还想生一个儿子，其实铁蛋也想生个儿子，不想香火断在自己手里。
带着红头文件的工作队要铁蛋召集村民开大会，宣传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计划生育工作队员轮流扯开嗓子念国策要求，把落实措施和奖惩条款念了一次又一次，会场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夜深了，群众看队长，队长看群众，没人敢说话。最后铁蛋在会上说：“我们山里人七八个不奢望了，至少要生两个，是得要有个儿子顶门户，毕竟刀耕火种靠的是硬体力。有儿子才有种地的好手，全家的口粮才有着落，日子才能一代一代撑下去。儿女双全，人生圆满，你们要断根，我第一个就不答应！”碰了一鼻子灰的工作队员当晚就离开了任伍垭。他们走后，铁蛋多次在群众会上说：“我们任伍垭每年的二胎指标，有时有，有时候没有，最多一年一个两个，远远不能满足想要二孩的家庭。少得可怜的生育指标落实到哪个户头上，还不是生产队长说了算数的。所以，要不要生二胎自己决定，不生就不要说别人，要生就认罪认罚，不要责怪这个那个，更不要责怪干部。同时，我希望大家不议人长短，不掺和是非，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工作队把铁蛋队长该扎不扎的问题反映到计生站。他们认为，不起带头作用的生产队长，公社就应该撤职另换他人。计生办主任说：“我们的计生工作面临的是生产队的千家万户，群众工作要靠生产队长的大力支持才能打开局面。所以，对生产队长家里的计生工作要学会变通，达到目的就可以了。”工作队员茅塞顿开，只要铁蛋这个生产队长守住不超生的底线，结不结扎由他自愿选择，不能像普通农户那样被硬性要求。
第二年冬天，工作队掌握到兰英怀上了二孩，听说他们通过医学手段鉴定为男胎。工作队一行七八人从前门到铁蛋的屋，兰英从后门逃跑，跑到大山里躲藏起来。工作队做铁蛋的工作，要他找回兰英去引产。铁蛋说：“队长不当都可以，孩子是要生出来的。”工作队看铁蛋是吃了秤坨铁了心，就组织工作队员在山那边的荒山野岭中搜寻，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兰英找到送进计生站，可是，就在去打引产针的楼房拐角处逃跑了。计生工作队协同大队把铁蛋的队长工作停下来，要他带队找兰英，半个月后，兰英再次被逮到，工作队将铁蛋夫妇送到计生站，医生给兰英打下催产针后工作队员才离开。第二天早上，计生站的护士发现铁蛋夫妻双双死在计生站的病房里。法医尸检为一氧化炭中毒死亡，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尸检排除刑事嫌疑。
铁蛋夫妇死在计划生育指导站，在任伍垭乃至于全乡、全县都引掀起轩然大波。任伍垭人不相信法医的尸检结果，不认可警方的结论。那些选择隐居或者逃避监管的孕妇，以及想超生二孩、三孩的夫妇都感到后怕。每当想到铁蛋夫妇，那份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从脚底缓缓漫上心头，让人不寒而栗。那一年任伍垭的计生工作顺利，生育一个孩子的妇女有些主动去放置宫内节育器，生了第二胎的主动去实施输卵管结扎，违反计划生育的人数明显减少。
随着铁蛋夫妇意外死亡事件的远去，任伍垭的计生工作抓得更严。可生儿子的风气反倒越刮越烈，那些想生男孩的人怀孕后，先是躲回娘家避避风头，没想到也有计生队的人找上门去。然后有些人又尝试去大山里躲避计生部门。山区地形复杂，躲避者常面临食物短缺、野兽威胁及意外伤害等原因，让孕妇感到无助和恐惧。后来，任伍垭在外省务工的人接触到工地上的超生游击队，虽他们的日子满是颠沛流离的辛苦，但那时候省与省之间存在力度不够、监管不严等问题，打工路上的超生游击队不用躲在荒山野岭担惊受怕，不用担心计生工作队抓去强行墮胎。任伍垭人又一窝蜂地加入打工队伍里的超生游击队。从茅草屋到异乡街头，任伍垭这一批又一批的超生游击队，凭着骨子里对生男孩子的执着和多子多福的向往，跨越山海、克服万难，把孩子生在异乡的出租屋或者工棚里，顺利达到了生男娃和多生子女的目的。
国家全面放开二胎三胎政策后，任伍垭的队长说：“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那二三十年里，在铁蛋队长的‘带领’下，山上山下九十多户村民，只有四户人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只生养一个孩子。那时候这四户人家的日子是比较好过 。超生孩子的家庭，怀孕后要四处躲避计生人员的抓捕，孩子出生后面临高额罚款、财产没收、强制拆除房屋等，导致我们很多家庭陷入困境，有几家人还无家可归。二三十年过去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四户光荣户，一户失独；一户女儿嫁外地，两位老人无依无靠；一户儿子在女方家落户，对父母不管不问；一户惯坏了独生子，好吃懒做打了光棍儿，明明可以自己独立，却成了啃老的巨婴。再看超生游击队的家庭，那些超生的孩子不但在山上修了平房、楼房，还在镇上、县城买了商品房；给父母缴了养老保险，小汽车、摩托车应有尽有。这充分说明了人是家庭发展的决定因素，人就是财富。”队长最后说：“计划生育年代，我们的父母藏着躲着都要生孩子，如今政策放开还有补贴，我们的年轻人就要多生几个娃，这不仅是家里多份欢喜，更是在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添砖加瓦！
任伍垭有个70多岁的五保户，父母走得早，一辈子没成家。年轻的时候，今天帮东家干活，明天帮西家做事，有烟有酒日子逍遥快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枯瘦的双手像风中的残枝，抖得连土巴碗都端不稳，类疯湿让他的手指成了“冻僵的树枝”，连拧瓶盖都要使出洪荒之力。帕金森更把每一口饭都变成了煎熬，汤汤水水顺着嘴角淌到衣服上，洇出一片深痕。国家给他的五保金揣在贴身口袋里，却买不来一口递到嘴边的热饭。队长牵头让村民轮流照顾，杨家送饭，王家端汤药，可五保户还是总望着父母“上山”的路，盼望父母像小时候那样回来接他。村里人把五保户当成最鲜活的教材：“年轻的时候嫌养娃累，老了才知道，走不动路时，没人扶，犯糊涂时，没人管，才懂人生最大的错过，就是年轻时放弃婚姻和生育机会。”任伍垭的老人们经常给晚辈们念叨着：“钱能买东西，买不来病床前的陪伴和递汤送药，‘养儿防老’这四个字，是咋庄稼人心里的定盘星。”
任伍垭人“生不出儿子不罢休”的风气传了千百年，被计划生育政策硬生生地掰了过来，曾经“没儿子就是绝户”的老想法慢慢磨没了。山里人辈辈信奉的多子多福，在计生政策的推行中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对子女质量的重视和理性生育的选择。如今的任伍垭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的现象没有，他们还是坚持老队长铁蛋的观点，选择生两个孩子。尽管有生育补贴、教育倾斜等支持政策密集兑现，但面对经济与精力的双重压力，生三胎的人还是少之又少，但在父母的干预下，在基层干部的启发下，想生三胎的人开始多了起来。
虽然人生都是过场，结局都是火葬场，但是过程是特别重要的。你如果变成颓废摆烂的过程，那人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短时间的快乐，会带来长时间的痛苦的，年轻时候的躺平摆烂，换取短时间的青春和快乐，一辈子就浑浑噩噩的，老了将不可善终啊！相反，年轻的时候去打拼，老了之后，你会觉得这一辈子过得非常完美。城市青年不妨学学农村人，勇敢步入婚姻殿堂，积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是人类刻在基因里的基本生理诉求，一场有重量、有价值的人生，从来都藏在血脉延续的温暖传承与生生不息的责任担当里。
当年违反计划生育的任伍垭人，都已成为老人，年轻时候的忙碌似乎已将铁蛋离去忘却。然而，垂暮之年时，铁蛋的影子却悄然浮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八九十年代计生抓得最紧时，铁蛋队长却不跟工作队“捆”在一起。他既不违抗政策，也不逼苦乡亲，谁家想再要个娃，他就帮忙瞒一瞒，缓一缓。几十年过去了，看着五保户的孤单，再看自家儿女的孝顺，村民才懂：铁蛋当年跟计生队的“较真”，跟村民的“不较真”，换来了任伍垭人如今子孙绕膝的福气，不是他当年留下情分，大多数人不能避开老无所依的境地。
铁蛋干活时冲在前，分好处时往后退，天塌下来他撑住，这样的队长，任伍垭人一辈子都念着。
城里的大龄青年们，结婚养孩子，既是经营幸福小家，也是书写人生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