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新传》第三章“马入尘埃”。
第三个小标题：监试相聚
这一节讲述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期间的官场事务。与他兴趣相投的太守沈立调任后，福建侯官人陈襄接任知杭州。苏轼与他共事期间，有刚健不屈之风骨。以一件小事为例：高丽使者前来杭州与宋通好，却自恃外国特使身份，不把州郡长官放在眼里，押伴使臣更是气焰嚣张。苏轼派人警告他们立即整改。此外，高丽使者发来的公文未写年号，苏轼直接退还，拒不收受，并严正指出：高丽既向本朝称臣，公文不写年号，绝不敢收。高丽使者这才急忙更换公文，恭敬地写上“熙宁某年”。由此小事，可见苏轼秉性之刚。
第四个小标题：盐法与堤岸工程
王安石制定新法并颁行天下，浙西各地尤其要推行水利和盐法。盐向来是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宋代盐和茶均归政府专卖，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极重地位。苏轼所在的江南又是食盐主要产地之一，政府在各地设盐场统一购销。熙宁五年，因私盐泛滥，杭州、越州、湖州等地未实行新法，导致盐的公卖收益不足。
因此，中央加强了对两浙的督导：一方面调派北方军队加强缉私力量，另一方面厉行严法，清算盐政亏空，甚至不惜用刑狱追索，致使沿海制盐的灶户家破人亡。在杭州仁和县，王安石手下卢秉要在乡村开凿运盐河，征召千余农民服役。苏轼作为杭州通判，前往工地督导，看到这一千多名被征役的老百姓丢弃农事，只为开凿河道运盐。时逢大雨，人人浑身湿透，如猪鸭般在泥浆中打滚，工作难上加难。苏轼不禁作诗为百姓叫屈。后来他又公差前往有盐场的县区，在天寒地冻中奔走乡野，疲惫不堪，亦作诗寄语同僚，感叹不知自己所为何来。
在治理堤坝工程方面，湖州境内的太湖之水虽泽润沃野，但几乎年年发生湖水泛滥灾害，致使肥沃田园归于荒败。政府为挽救财政困乏，从仁宗朝起便开始研究江南水利问题。
范仲淹首创治水议论，用传统方法提出疏导海口的方针，但未触及湖水泛滥的实际成因。苏州人郑亶认为，湖水泛滥的最大原因是大地主、官僚等特权分子围筑低墙，将沼泽地占为私有，堵塞自然水道，导致太湖之水失去出口，从而引发水患。因此，郑亶主张“治水先治田”。这一观点正与王安石抑制富豪土地兼并的政策相吻合，故受到极大赞赏，王安石随即派他担任两浙水利职务。
郑亶在民间推行治田，引发了极大动荡。“不得罪于巨室”是官僚们的金科玉律，因此郑亶的治水计划实施不到半年便宣告失败。此时，大科学家沈括受王安石重用，前来治理江南水患。他推行的方案是将湖州南岸原有的木造堤防改为石造，以防御松江溢水。但这无论木造还是石造，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苏轼赴湖州实地考察时，曾与知州孙觉宴饮赋诗，这些举动后来竟成了御史弹劾他的罪状之一。当然，苏轼在湖州也结识了几位虽不得志但趣味相投的朋友，例如同科进士。其中还包括孙觉的女婿黄庭坚。元丰年间之后，苏轼与黄庭坚开始有诗书往来，结下了深厚的文字之交。
身处湖州期间，苏轼亲眼目睹百姓疾苦，但身为外任官员，在北宋严格的官僚体系下并无话语权。其间，他创作了许多为农民发声的诗作。
五、富春山行
熙宁六年，苏轼前往富阳和新城两县视察。富阳山清水秀，苏轼独自游览普照寺，写诗盛赞山色。寺僧提醒他入山太深恐难返回，苏轼由此顿悟：“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作为标准的儒者，苏轼满怀淑世精神，愿与众人同歌共哭，无法忍受山中寂寞而离群索居，故作诗明志。
在新城县的山村中，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山间百姓的困境。因官盐昂贵、盐法严苛，民众生活苦不堪言。苏轼出身平民，如今眼见新法之下百姓生活秩序紊乱、负担繁重、法网严密，到处都是贫困、饥饿与债务，种种惨状令他心中愕然。
八月十五，苏轼观看钱塘江潮。江边有“弄潮儿”冲浪博潮，进行各种表演。官府以奖品激励，导致年年都有溺亡者。苏轼不禁作诗：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这首诗后来成为“乌台诗案”中的罪证之一，被指讥讽朝廷水利工程的失败。
提起杭州，不得不提“钱塘六井”。秦汉时期，杭州还是一片汪洋泽国，西湖尚在钱塘江底。到了汉魏，沧海变桑田，杭州成为陆地，但水质咸苦，居民稀少。唐朝李泌开凿六井，将西湖淡水引入井中，供全城饮用；白居易又修筑湖堤，隔绝江水。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井相继枯败。
与苏轼志趣相投的杭州太守陈襄，关怀民生疾苦，他与四位和尚相约，共同重修六井。因宋朝寺院有责任管理社会福利事业，这四位和尚受命于此。在多方努力下，六井得以复修。
当时江淮、浙右各地发生旱灾，民众苦于无水，唯有杭州六井供水不断。苏轼作《钱塘六井记》，详述了这项工程的始末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