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的夏秋，皖北大地坠入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旱。烈日经年炙烤，千里平原无雨无泽，土地龟裂纵横，纹路交错如龟甲鳞纹，坚硬得踩不出脚印。淮河支流润河彻底断流，沿途所有井塘、沟渠尽数干涸见底，干裂的泥底裸露在外，白花花泛着盐碱的死寂。
田地绝收，庄稼枯死，赖以土地生存的农民瞬间被推入绝境。无粮可食，人们便啃树皮、掘草根、拾老雁屎充饥。田间随处可见的巴根草，刺刺牙，根茎坚韧如铁丝，粗纤维硌喉难咽，却成了荒年百姓唯一的救命稻草，被家家户户连根刨起，揉搓碾碎，勉强果腹。
榆树皮被剥得精光，树干露出惨白的木质，像是一具具被剥了皮的尸体。人们把树皮晒干、磨粉，掺上观音土，蒸成黑硬的窝头。那东西吃下去，肚子胀得像鼓，却怎么也拉不出来，最后只能活活憋死。村里人死前，往往肚子大得吓人，四肢却细得像枯柴，眼窝深陷，嘴唇发紫，那是典型的“青紫病”，也是饥饿最狰狞的烙印。
彼时的农村公共食堂，早已名存实亡、濒临崩溃。粮食极度匮乏，每人每日仅配给二两粮食，约莫一百克的山芋干或是坚硬硌嘴的橡籽饼。大锅熬煮的清汤寡水，飘汤带海、稀可见底，汤面上零星浮着几只蚜虫，无油无盐、寡淡苦涩，根本撑不起活人一口气力。
为了骗过咕咕叫的肚子，食堂的大师傅往粥里大把大把地撒明矾，看着稠，喝下去却烧心烧肺。孩子们端着比脸还大的海碗，一口气能喝下七八碗，小小的肚皮被撑得透亮，像注了水的猪尿泡，手一戳仿佛就能炸开。可没过多久，尿意袭来，一泡尿撒完，肚子又瘪了下去，只剩下满腹的酸水和更加钻心的饥饿。
绝境之下，饥饿压倒了所有恐惧与规矩。为求一线生机，逃荒成了家家户户唯一的出路。夜里，农户们偷偷藏匿仅剩的口粮，有人把小小的绿豆袋当作枕头，压在身下彻夜难眠，只求护住一口余粮。可即便如此，藏粮依旧会被巡查干部尽数搜刮，一丝不留。
希望彻底破灭，家家户户收拾残局，卷起破烂被褥、扛起铁锅、捆紧纺车，趁着沉沉夜色，悄无声息踏上逃荒陌路。
彼时皖北灾民逃荒分两条生路。一条向东北（俗称闯关东），身强力壮的青壮一边打零工换粮，一边私下贩粮求生；另一条向西北，拖家带口的老弱妇孺，一路颠簸去往豫东，再辗转远赴西安，奔赴传闻中能喝上一口稠粥、得以活命的异乡。
沿途路口、关卡皆有民兵设岗拦截，强行遣返所有逃荒百姓。无数人被拦在路口，哭求无果，被迫原路折返。可返乡之后，只见田地荒芜、寸草不生，家中依旧无粮无物，走投无路之下，只能二次出逃，再踏生路。
路上，逃荒的人群像幽灵一样游荡。有人饿极了，眼睛泛着绿光，盯着路边刚死的野狗烤着吃。为了省下一口力气，人们不再说话，不再流泪，只是机械地迈动灌了铅似的双腿。鞋底磨穿了，脚掌被碎石扎得血肉模糊，血水混着黄土结成硬痂，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
可谁也不敢停，停下，就意味着成为路边那一具无人收殓的白骨。更多体弱老小、年迈之人，终究没能熬过漫漫长路，倒在荒郊野地，无人收尸、无人立碑，一生潦草，落得尸骨无收。
相对而言，豫东周口鹿邑县，老子故里这片土地民风温厚淳朴，愿意接纳流离失所的皖北灾民。当地安置流民，将废弃的日军弹药库改造成简易土房，木栅为门、茅草铺地，简陋却能遮风挡雨。愿意接济这群远道而来的苦难人。
直至一九六零年秋天，政策逐渐放宽，官方默许灾民“八仙过海，各投门路”，不再强行拦截遣返。车站专门设点，免费送返愿意归乡的流民。
一部分灾民心怀故土，春耕时节辗转返回皖北，可放眼望去，满目焦黄、土地龟裂、寸草不生，看不到半点生机，含泪转身，再次逃离故乡。还有大批灾民就此留在异乡，落地生根、世代定居，成了当地的外姓人家，岁岁年年，扎根他乡。
史料冰冷记载，一九五九年皖北大旱，全年降雨量仅二百九十三毫米，不足正常年份的半数。那一年，安徽全年外流灾民多达三十二万人次。
这场席卷千里的饥荒浩劫，是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合谋。百年不遇的大旱肆虐大地，叠加严苛的高征购政策，当年安徽征粮七十亿斤，占据全年粮食产量的半数之多，彻底掏空了农家余粮，逼迫无数底层百姓，只能以血肉之躯，一步步丈量渺茫的求生之路。
那一年的月光，清冷惨白，冷冷泼洒在龟裂死寂的皖北平原。老槐树枯槁的枝干映在黄土墙上，影子坚硬如刀刻，萧瑟悲凉。
马秀梅的母亲佝偻着瘦弱的腰身，在夜色里默默收拾行装，将家中唯一的纺车横捆上扁担。扁担是两根经过打磨、油亮光滑的桑木棍扎成的简易挑架，承载了全家最后的家当。纺车轮轴仔细裹上破布，纤细的锭杆用草绳层层缠紧，一家人小心翼翼，生怕路途颠簸，震碎这仅存的家产。
马父沉默起身，试了试肩头重量，宽厚的扁担沉沉压进肩窝，木棍与锁骨摩擦，发出沉闷的咯吱声响，划破死寂的夜色。
这架老旧纺车，是马家唯一的活物、唯一的念想。往日太平年月，它夜夜伏在床头，绵长细碎的纺线嗡鸣，温柔如摇篮曲，安抚一家人的长夜。可如今，它成了逃荒路上最沉重的累赘，却也是一家人不肯舍弃的希望。
马母轻轻抚过锭子上残留的半截旧棉线，声音低沉而坚定：“带上它，往后才有活路。”彼时线穗早已空空如也，只剩一枚光秃秃的铁制锭杆，孤零零立在机架之上，像一截剥尽血肉的枯骨。
启程的那个寒夜，年仅三岁的马奶，蜷缩在大哥单薄的背脊上，懵懂回头，望向父亲挑担远行的背影。
右肩斜倚着老旧纺车，行走之间，木轮机架随步伐左右晃动，木辐条撞击着扁担，发出一声声钝重的咚咚闷响，一步一响，仿佛重重夯击着荒芜的大地。
马母裹着小脚，细小的脚掌深陷松软浮土，脚印浅浅深深，圆如酒盅。她左手死死攥住纺车底架稳住重心，右手拄着一根粗糙的枣木拐杖，身形佝偻，如被狂风弯折的芦苇，瘦弱飘摇，却拼尽全力，始终不肯让这架承载希望的纺车落地分毫。
临行之前，一家人倾尽所有，备好活命物资。马父将家中仅剩的半袋炒熟棉籽，细细缝进打满补丁的棉袄夹层。棉籽干涩硌喉，嚼碎之后满嘴血泡，却是绝境中能勉强充饥的至宝。
马母把晒干的榆树皮细细磨成粉，用油纸层层包裹，足足裹了三层，小心翼翼塞进瓦罐妥善收好。五岁的二哥鞋底夹缝里，藏着三块银元，是家中最后的家底，也是乱世里一家人的保命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