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沦陷区的生活
（一）支持抗战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仅仅是十九路军在打头阵，国民政府没有下决心全面抗战。但是到了“八一三”就不一样了，出动的都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连空军也轰炸了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上海市民欢欣鼓舞，热情高涨，纷纷支持国军的作战。由热心公益的知名人士成立了“抗敌后援会”，陈存仁也是其中的一个小组“慈善救济组”的委员，他把自己与丁仲英借债新建的中国医学院也捐赠给了国军。
汪伪府成立后，有一阵汪精卫病情严重，曾秘密请过一个姓陈的中医诊治。在安亭的乡下人误以为是陈存仁替大汉奸看病，竟然要挖掉他家的祖坟。幸好有看守祖坟的“坟亲”专程找他确认清楚，才消除了谣言。由此可见，民间抗日情绪的浓烈。
后来国军失利，撤离了上海。著名的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由于日方恐引爆附近的煤气储罐，没有使用重武器进攻。一河之隔的租界市民还冒险给守军送了一面国旗，支持他们的英勇抵抗。坚守仓库的国军和租界都担心煤气罐一旦爆炸，会波及无辜的居民，最终协商决定让全部守军撤退进了租界。
上海的新闻界都是持反日的态度。像《新闻报》和《申报》两大华文报纸，都是报道国军如何英勇作战，日军如何失败。即便是国军失守重镇，也只说是在“转移阵地”，以鼓舞大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
（二）爱心互助
受战争的严重影响，民生的疾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的上海，一户人家每月只有七度电可用。街上行驶的汽车因为缺乏燃油，只能改烧木炭。
此时，有很多穷人抛弃婴儿逃离上海。一时之间，弃婴突然猛增，令专门收养的育婴堂难以应付。堂长陈存仁当时年轻有为，四处调度，得到了多方援助，分别解决了房屋、人员、资金等诸多紧迫的棘手难题。
比如，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每天派出一百多学生，帮忙照顾婴儿。有的点心店铺无限量供应赤豆奶糕，分文不取。有的药房则免费供应一切药品，感谢的话都来不及听。各家电台中断正常的节目，播放育婴堂的捐助小铁床的请求。更有热心人士直接上门，捐款一万元巨款，并领养了四个婴儿，居然不肯留下姓名。多年后，陈存仁又与他们重逢。当年的弃婴都已长大成人，各有一番成就了。
战争之下，性命难保，要钱有什么用？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大爱，才是温暖创伤的良药。
（三）娱乐文艺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上海被隔离成了孤岛，人们的心情也逐渐消沉。于是，各种娱乐文艺开始兴盛起来，比较受欢迎的场所有：大世界、舞场、剧院。京剧、越剧、沪剧、话剧、电影随之佳作频出，如《雷雨》、《秋海棠》。文艺获得的极大发展，也带动了艺术上的抗日运动。
在电影界，成立“华影”和“中影”的张善琨表面与日本人合作，暗中却为重庆工作，拍摄了《博爱》、《红楼梦》、《并蒂莲》、《侬本痴情》、《家》、《春》、《秋》等抗日电影。当然，反日不可公开直白地表露，而是以隐喻的手法呈现，比如电影《压岁钱〉就以鸡鸣“天亮”暗示抗日的成功。
日本人总是防备中国老百姓的抵抗精神，往往暗中观察卖座的戏剧，勒令停止演出那些稍有抗日意义的剧目。但是编剧也很聪明，自有应对之策，进行巧妙的改编，借古讽今。有一出讲明代故事的《桃花扇》，就借屈膝投降的古人影射当时的汉奸们。该剧极受观众欢迎，虽被日军禁演，只是稍加修改，换成《李香君》，依然场场客满。
在话剧界，也有不少爱国人士，代表人物是著名话剧女演员英茵。她在影射陈璧君的《海上春秋》中饰演唐有壬夫人，又因救国民党特工平祖仁而服毒自杀。英茵的葬礼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前往凭吊的影迷数以万计。她此番是为国捐躯，所以身上也被暗地覆盖着国旗。出殡当天，众人捐款给她买了一块墓地。
以上可见，尽管在日伪统治下，依然不乏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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