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今天已经处在波兹曼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信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好像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是聪明；好像比任何时候都轻佻。《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它是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对这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维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维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奥维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简而言之，奥维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本书想告诉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维尔的预言。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于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但是，对于同种情形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在1640年到1700年间，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在1681年到1697年间，殖民地妇女的文化普及率大约为62%。《圣经》是所有家庭的必读书，因为这些人都是新教徒。公立学校是知识的源泉，学习是人们神圣的权利。1660年以前，英国有444所学校，每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到1772年的时候，特拉华河畔最穷苦的劳工也认为自己有权像绅士或学者一样发表对宗教或政治的看法······也就是当时人们对各类书籍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最保守的数字是30万册，也有人说是50万册。如果说当时300万人口需要印刷40万册书，那么今天的一本书需要卖掉2400万册才能比得上，而现在一本书发行量超百万就已经是世界名著了。
美洲文学的滞后不是因为人们的惰性或英国文学的广泛流行，而是因为缺少优质的纸张。到了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还不得不用难看的纸片给他的将领们写信，他的急件甚至连信封都没有，因为纸实在是太宝贵了。
《波士顿新闻信札》出版于1704年，它被认为是第一份连续发行的美洲报纸。《波士顿公报》（1719）和《新英格兰新闻报》（1721）相继问世。1800年前，报纸的树木上升到180种。1770年，《纽约公报》用下面的这段话来庆祝自己和其他报纸的成功：“这是事实-让我们向大学表示敬意，报纸是知识的源泉，是现代人每一次对话的灵感来源。”
到了18世纪末，美国已经拥有相当于英国2/3的报纸，而人口只占英国的一半。《美国拼写课本》此书在1783年到1843年间销售了2400万册。
“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1829年，纽约学徒图书馆有1万册藏书，曾有1600名学徒爱在此借书阅读。到1851年，这个图书馆已向75万人提供了服务。由于1851年国会降低了邮费，因而几分钱一张的报纸、杂志、星期天学校手册和简装书唾手可得。1842年，狄更斯访问美国的时候，所收到的待遇简直可以同现在我们对体育明星、体育明星相媲美。这个地球上大概没有一个国王或皇后有过这样的待遇，人群把车簇拥起来并送我回家，如果我进了剧场，所有人都会其例，然后音乐从头开始。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出版的第一年就发行了30.5万册，相当于今日美国的400万册。
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吵别的方向发展的。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
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来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秀之林。这是个”阐释年代，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亨利·大卫·梭罗是少数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人。他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们匆匆建立起来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没有什么重要 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确实是阿德雷德公主的了百日咳。”
“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
网络信息、媒体电视带给我们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其言语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我们不再怀疑看到的一切，根本不会意识到提供给我们的特殊视角，甚至连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这个问题也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奇怪的问题，就像是有人问耳朵和眼睛如何影响我们的一样。
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媒体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网络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也的广阔舞台。很可能到最后，我们会接受它并且喜欢它。正是赫胥黎50年前担心过的，现在终于发生了。
There i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 . There i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
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社会！
西方民主社会将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的品质。电影明星、著名运动员、宁静的湖水、悠闲的垂钓、幽雅的晚餐、浪漫的插曲、快乐的家庭准备行装去乡间郊游·········
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也许比拼写或地理历史更为重要，因为 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换句话说，一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学习方法。
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如果要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应该读一读柏拉图。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第三个巨变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
从电视中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备较强的推论性。学习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维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犹如电影《麻将》中那句经典台词所阐述的那样：这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想要什么，每个都在等着别人来告诉他，该怎么活。每个人都在迷茫，区别只是多与少，欲望得不到满足：痛苦；欲望得到满足：空虚。所以，人活着就是不断给自己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正式焦虑与不安最初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