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却是二十四史中少有的，并不是“奉旨修史”的作品。司马迁当时写这部书，完全是一个私人写作。
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会凭一己之力去完成这么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国家工程”呢？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这部最早的书名《太史公书》，说清楚两个人对司马迁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和汉代名将李陵。
父亲的遗嘱
第一个人，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正是他把司马迁引导着，走上了书写《史记》这条路。
司马迁三十六岁这一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本该追随前往，但不幸却在途中染上重病，一病不起。司马迁出使西南归来，准备去泰山面见汉武帝汇报工作，途中先见到了弥留之际的父亲。
父子俩这最后一面完全改变了司马迁的人生轨迹，司马谈在临终之际，将自己的两个心愿都托付给了司马迁，让他从此与《史记》产生了深深的羁绊。
第一个心愿，涉及司马家的先祖。
就像上一讲里提到的那样，根据传说，司马家的先祖从上古时代，就开始世代担任天官，后来不幸家学中断。司马谈做太史令，本来是准备大有作为，不曾想，既错过了泰山封禅，又未能在历法修订上取得突破。所以，司马谈希望司马迁一定要争取成为新的太史令，做出无愧于先人的成绩就。
第二个则涉及司马谈的个人理想。在他看来，自周公制礼后五百年有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又过了四百多年，却没有人能继承遗志。导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无人记录传承，所以他说，“余甚惧焉”。惧就是恐惧，这让司马谈深感恐惧。这个未完成的、写历史的使命，也交给了司马迁。
面对这两个遗命，司马迁“俯首流涕”，全部接受。
父亲去世三年后，三十八岁的司马迁成了太史令。
之后的司马迁，工作的重点是历法研究。四十二岁这年，司马迁参与完成了著名的“太初历”的历法修订，算是完成了父亲交代的第一个任务。接着，他就正式启动了史书的撰写工作。
李陵之祸
在这个撰写史书的过程中，影响司马迁的第二个关键人物登场了，那就是李陵。
李陵全家被汉武帝冤杀，司马迁遭受牵连被施以宫刑，这件事成为了司马迁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李陵事件，《史记》依然会是一部精彩的史书，但这部书的思想厚度，就不免大打折扣。
那么，司马迁是怎么被卷进李陵之祸里的呢？
天汉二年，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敌后，遭遇单于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的持续围攻，最终只有四百余人得以突围，但其中却不包括李陵。很快，消息传来，说李陵已经投降匈奴。汉武帝龙颜大怒。满朝文武也争相诋毁李陵。只有司马迁仗义执言，据理力争。
第二年，降将李绪帮匈奴练兵，对付汉朝，却误传是李陵在帮助匈奴。汉武帝在没有核实真相的情况下，草率决策，冤杀了李陵全家。四十八岁的司马迁也受到牵连，进了监狱，而判决是高度侮辱性的宫刑。
大部分人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会觉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了，原来司马迁是这么遭受的宫刑。但咱们往往忽略的一点是，这个时候，事情还有转机。虽然汉武帝判了宫刑，却不一定要执行。
原来，汉武帝因为连年用兵，经费紧张，为了筹措军费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让级别高的官员反复遭到处分，再让他们花钱赎罪。飞将军李广、出使西域的张骞、苏武的父亲苏建，都曾花钱赎罪，而且赎的都是死罪。
司马家也算地方豪门，按理说拿钱赎罪，应该不难。但是，司马家却拿不出钱来。拿不出的原因，司马迁没有说，但很有可能是家里的钱早让这父子二人做学问给做光了。
不过没关系，有钱人的朋友圈总不缺有钱人，临时周转一下，还愁凑不齐赎身的钱吗？
但真正的悲剧也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危急关头，司马迁那些有钱的朋友们，一个个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肯帮他，这才造成了司马迁的悲剧。
正是这个遭遇，让司马迁对人性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他在《史记》里不断提出质问，难道上天就是这样对待好人的吗？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
“余甚惑焉。” 这个惑，是疑惑的惑。
从司马谈的“余甚惧焉”，到司马迁的“余甚惑焉”。一惧一惑，让司马迁对这部书有了更深度的联结。
当时去战国不远，士大夫普遍是宁死不辱。名将李广就是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受辱于低级的审讯官。司马迁所受的屈辱，在当时足够自杀的标准。但司马迁接受宫刑，活了下来，正是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史书，并通过这部史书，找到困惑自己的答案。
于是，这部《史记》就有了三层含义：
第一，在家学层面，是完成父亲的遗愿；
第二，在个人层面，是对困惑自己的终极问题进行叩问；
第三，在文化传承上，是续写《春秋》的绝唱。
好，讲完了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解决第三个问题：司马迁的这部书，在汉朝叫《太史公书》，“史记”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
名字的秘密
前面说了，司马迁写的这部书，最初的名字是《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你可能觉得，“史记”不就是“太史公记”的缩写吗？还真不是这样。从“太史公记”变成“史记”，其实是史学崛起的鲜活记录。
这样说可能有点抽象，咱们先看看司马迁的这部书，在汉代为什么叫《太史公书》。
太史公是对担任过太史令的人的尊称。所以，司马迁常常称父亲司马谈为太史公。而他本人后来也担任了太史令，又成为后人眼中的新太史公。所以“太史公书”，强调的就是，这是一部属于他们父子二人的私家著作。
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事实，也正如我在上一讲里指出的那样，不光太史令不做历史研究，直到东汉班固写《汉书》时，主流的学术谱系里根本没有独立的史学。
《汉书》艺文志对学术著作分类时，是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其中，六艺部分虽然有春秋学，但不是史学，而是经学。诸子部分又分为十家，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同样没有史家。所以《汉书》不叫《汉史》，而《汉书》的书，恰恰是继承自《太史公书》的这个“书”的传统。
至于“史记”这个词，在司马迁的时代其实是对上古史书的笼统称呼，而不是一部具体史书的名字。要到唐朝魏征编纂《隋书》时，才正式形成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历史类著作的第一类是正史，收录的就是那些足以成为史学正统的经典著作。而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当之无愧地，成了正史类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整个史部的第一部著作。
这就意味着，司马迁的书成了史学门派的宗师，“宗师之书”，自然要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新名称。于是，本来泛指上古史书的“史记”这个名字，从这个时候起便成了司马迁这部书的书名。
这就告诉我们，《史记》是一部先于历史学诞生的书，又对历史学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结
这一讲，我们先还原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历程。最初，他只是遵循父亲的遗志。后来因为遭受李陵之祸的巨大打击，司马迁逐渐将自己的探索融入《史记》之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弄清了《史记》的书名之谜，它成书于还没有独立史学的时代。司马迁本人既非史官，也非史家；《史记》既不是单纯的史书，也不叫《史记》。但正是这样一部书，推动了史学的独立，蕴藏着超越史学的巨大价值。
破解了书名的秘密之后，我们接着就要探索《史记》的宗旨之谜，也就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