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卫星：为生命奠基
作者/朱永新
袁卫星，是与焦晓俊、李镇西一起拖我“下水”办教育在线网站的三个人之一。
记得教育在线网站创办的时候，我曾经请大家“猜谜”：
在教育在线，谁最能让你动情？
在教育在线，谁最能让你流泪？
许多人都推荐了同一个人：袁卫星。
卫星是教育在线网友中我认识最早的之一。好多朋友也是经他介绍认识的。
1999 年一个平常的日子，卫星带着他的学生们在操场出操，远远地望见操场的边上有一帮人在观看。这是他们学校习以为常的事。因为，对于这所稍有名气的国家级示范高中来说，参观、考察、调研、视察，据说一年要上万人次。他根本没有在意。整队离场的时候，校长叫住了他。校长的旁边是局长。局长的旁边就是我。我对他说：“我读了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很有才气！”我对校长和局长说：“你们张家港要好好培养，一年后我再来看他。”一年后，我让参加苏州市首届名师名校长培训的张家港高级中学高万祥校长捎话：欢迎袁卫星插班参加培训。
1997年，我到苏州市政府工作以后，一直为苏州没有像李吉林、斯霞、邱学华这样的著名教师而苦恼。因此，读到苏州教师写的好文章，见到苏州中小学一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我是格外在意，也格外开心。这以后，我和卫星就成了朋友。由于长他十多岁，我自然把他视为小弟弟。后来，我知道他父亲已经去世，我自然又有了“长兄为父”的责任。
事实证明，我没有看错这个年轻人。随后的日子里，卫星发奋图强，以“研究的实践者、实践的研究者”的姿态，三年间跨出四大步，由市教坛新秀迅速成长为市教学能手、市学科带头人、市首届名教师，并且于30岁的年纪，“双破一拔”，成为当时苏州市乃至江苏省最年轻的中学高级教师。期间，他先后出席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活动，执教了多次市级以上公开课，发表教育教学论文30多篇，散见于《人民教育》《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等刊，其中11篇获全国一等奖，5篇获江苏省一等奖，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与人合著的《中学语文教与学》一书，获得了全国首届语文教研成果大赛专著类一等奖，他还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语文圈内人说，卫星的语文教学是别有特色的，他是一个敢于创新的人。
他教语文，每堂课，都力图从课本外引入些活水，激起些微澜；每一篇课文，都努力引导学生们去发现它蕴含的自然美、生活美、情感美、艺术美、语言美等等。他常常会把作文课上成“说文课”，即让学生进行口头作文训练，课前五分钟演讲谓之“细水长流”，每星期，还拿出一节课来，“重点突破”。他还喜欢在学生第二课堂、课外活动中做文章，为使学生课外阅读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性，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性，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性，他试着设计了几个“课题”供学生们“研究”，写“研究报告”。他从1998年就开始实践“专题式语文学习”，其中的“感悟亲情”专题，使许多的读者流下了眼泪，我也是其中之一。
从1998年开始，卫星每接一届学生都要进行一项“传统写作”：《感悟亲情》。他并不像往常那样批改这篇作文，而是在看过一遍之后，发还给学生，并且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把这篇作文寄给他们笔下的“亲人”，让他们的亲人来作出最好的评判。此后一个多月里，他陆续收到学生父母的来信，谈他们读了孩子作文的感受：有的感慨万千，孩子真的长大了；有的甜蜜无比，十几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有的激动不已，只要孩子懂，再苦再累也愿意……
最让他感动的一次来信是史炯同学母亲的来信。随作文《母亲的唠叨》，这位母亲寄来三封信，一封给史炯，一封给卫星，一封给数学老师。在给数学老师的信中，她说：“我是一个癌症病人，虽然动了手术，但是总觉得命运已经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史炯的学习成绩不理想，数学特别差。对此，我比我的病还急，每个晚上都失眠，但又帮不上一点忙。……蔡老师，我求你看在一个病人的份上，多多地帮助他。我走了无所谓，但孩子的路，我希望他走好。”
卫星把史炯叫来，问他知不知道母亲的身体状况。他说不知道。卫星说老师今天做的一件也许是不应当做的事，把你妈妈的病告诉给你。于是卫星给他看了三封信，并且说，对你妈妈而言，最有疗效的药物，恐怕就是你的好成绩，尤其是考一所好大学。史炯哭了，眼泪濡湿了他妈妈给他写的信。半年以后，这个学生以超常的成绩，考入重点本科。
记得有一年我从美国学习回来时，知道他受卢志文之邀，已经离开苏州，去了总部在扬州宝应的翔宇教育集团。我收到了他每月一辑，每辑四五万字的“杏坛小札”《寻找失落的人文》。我为他的勤奋而感动。我给他寄去了我的祝福：“很可惜你离开苏州，又很感动你对事业的追求。苏州时刻欢迎你的归来，我也时刻欢迎你加入到我的博士生行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人很难改变现实，但可以改变和完善自己，你是个具有爱心、善良的老师，又是一个富有灵性和才气的学者，具有其一已属不易，兼具两者更不多见。盼能扎根于学生之中，用心去体悟教育生活，教师经历是成为教育大家最重要的财富。”
这一封普通的给朋友的信笺，卫星一直放在他随身的包中。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一天，学会了自信的我第一次在他的鼓励中读出了责任和压力，读出了义务和使命，额头顿时生辉，肩膀顿觉宽厚。”
教育在线网站创办以后，尤其是新教育实验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后，卫星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骨干，和我一起到各地宣讲推广。记得2005年12月，我们一起到浙江海盐去讲新教育，我讲新教育的四大改变，他讲的题目是《新教育，我们的角色和我们的行动》。在他演讲的最后，是一段富有诗意的文字：“对于幸福教育的老师来讲，教育不是牺牲而是享受；教育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教育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本质；教师的一生并不是要干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你永远也不会象杨利伟一样一飞冲天；但她应如百合，展开是一朵花，凝聚是一枚果；远望是一盏灯，近看是一团火；教育是一片海，不必以扭曲自己改变本色为代价，且能收获几朵浪花，几串彩贝，几行足印，我要用我生命的绿水，去调和这一片蔚蓝!”现场许多老师听了热泪盈眶。
与此同时，卫星还协助我担任新教育出版工作的统筹，我们在苏州大学、四川教育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教育在线文库”和“新教育文库”，每个文库都有好几个系列。他并协助我一起开始了中国基础教育阅读书目的研制工作。
作为一名父亲，卫星在家庭中首先践行生命教育。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首任教师。在卫星看来，父母不仅是孩子的首任教师，还是孩子的首席教师。要做好这个“教师”，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然后，当下父亲对孩子教育最缺的就是时间上的陪伴，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那么，能不能换一种方式陪伴孩子呢？
从女儿可依10岁开始，卫星开始“备课”，坚持一周一次和她上“家庭课”。一上就是一两个小时，甚至大半天。往往是清茗一杯，话题一个，随便扯来，任意东西。比如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就连续和她谈论过这样的话题：“我们都是幸存者”、“生命只有一次”、“责任也是一种本能”、“感恩是一种循环”……可依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从这一堂堂的“家庭课”中学会了“让脸蛋保持微笑的温度”，学会了“选择与放弃”，懂得了“人生而平等”，懂得了“我很重要”，甚至悟出了一点点“向死而生”、“孤独宁静”的真谛……
除了上“家庭课”，每一年可依过生日，都会得到卫星一份特别的礼物，那就是他给她写的长长的“生日书”。从《几点心愿，不尽祝福》到《生命只有一次，青春永不回头》，从《写好一个人并不难》到《考试是一次总结，但不是终结》，从《拥有本质、恒久的幸福》到《走向生命完满的旅程》……，每封信都要写好几千字。可依说：“字里行间，我读到了幸福、健康、爱情、死亡、艺术、尊严、友谊、宗教、责任、诚信、权利、义务、公正、优雅等人生话题，学到了课本上、学校里难以学到的哲学、心理学、成功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读到了他深切的表达、亲情的寄托。”
在可依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年龄节点之一——15岁，卫星还“突发奇想”，请他的诸多朋友——李镇西、管建刚、高子阳、袁湛江、赵公明、彭尚炯、邓彤、王君、王典、沈坚等，包括我，结合各自的成长乃至成就经历，奉献人生体验，写下给他女儿的生日祝福信，从“学会选择”到“寻找幸福”，从“追求完美”到“接受缺憾”，从“不忘初心”到“收获梦想”……算是他献给女儿的一份大礼。
他的女儿也从江苏省苏州中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一路走来，快乐成长，毕业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任教。
2004年，卫星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三本的“生命课”系列丛书：《生命课——一个父亲的谆谆教诲》《生命课——一个学生的必修课程》《生命课——一个教师的教育手记》。我以《生命教育，让教育回家》为题为其作序。我在序言中说，教育的起点就是人，生命教育是教育的基点。这些文字，后来成为2015年度新教育主报告《拓展生命的长宽高》的思想雏形，也成为我们新教育实验卓越课程体系中“新生命教育”这一基础课程的理论基石。
2006年，在卫星的直接参与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新教育实验共同在苏州举办了首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教师高级研修班。2009年，卫星和冯建军教授、许新海博士、王海燕博士等，在鲁洁教授、成尚荣先生等指导下，一起完成了全国首个《生命教育课程标准》初稿。2011年，美国，也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生命教育教材交由卫星等新教育团队试译成书。2014年，我受香港教育学院何荣汉博士之邀，完成《新生命教育论纲》，编入两岸四地生命教育研究专辑在台湾出版。也就是在这篇《新生命教育论纲》中，我较为完整地建构了新生命教育的理论框架。它从现实思考和历史考察两个方面来指出了新生命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哲学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心理学基础）、敬畏生命和幸福伦理学（伦理学基础）三个方面作为新生命教育的理论基础；并且从一条主线（人的生命）、两大特点（综合性，实践性）、三级目标（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发展生命）、四项原则（认知、体验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发展、预防与干预相结合原则，学校、家庭与社会相结合原则，与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相一致的原则）、五个维度（生命与安全、生命与健康、生命与伦理、生命与职业、生命与价值）对新生命教育进行了体系构建。这个体系的构建，无疑离不开卫星等人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2014年，卫星被苏州市教育局安排到教育部办公厅挂职锻炼，过着朝七晚九的生活，工作负担重，工作压力大。在一个周末，我打电话给他，让他到我家吃晚饭，给他改善一下伙食。记得那一天，我和他说了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能认真做成一件事就足够了！我希望卫星把生命教育当作人生的特等大事去做，做到NO1，做到极致。
2014年6月，我们在苏州召开生命教育教材编写及课程资源库建设工作会议。会上，成立了苏州市中小学校生命教育指导中心，研究讨论了《新生命教育论纲》、《中小学生命教育课程标准》，研究确定了《新生命教育》教材编写及课程资源库建设方案。
2015年7月，在第十五届全国新教育学术年会上，我和卫星、建军、卢锋、喜喜、国志等研究团队发布了《拓展生命的长宽高》报告，详细阐述了新教育视野下的生命教育——新生命教育的内涵、价值和实施路径。也是在这次年会上，新教育研究院成立了新生命教育研究所，任命卫星为执行所长，开启了研发课程、编写教材、培训推广的工作。
2017年8月，在卫星等人的努力下，一套贯穿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全部22册、共计144课的《新生命教育》实验用书全部编写完成并正式出版，受到了全国很多学校师生的青睐和好评。卫星因此二度获得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生命教育彩虹奖，获得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先锋教师称号。全国有150所学校成为新生命教育基地校，数十万师生使用这套教材开展生命教育的实践。
2018年，卫星女儿可依在深圳成家，为了践行“陪伴是最好的礼物”“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卫星应聘深圳市宝安区面向全国招聘的校长职位，毅然举家南迁，用他的话来说，做了女儿的“嫁妆”。婚礼上，卫星作为新娘父亲致辞。作为证婚人，我从北京专程前往深圳，见证了这场婚礼，祝福两位新人，并且写了一副对联作为贺礼。上联是：东瀛同窗千里姻缘晨起鸾共舞；下联是：澳洲共读百年好合晓来燕双栖。横批是：刘郎可依。卫星的女儿全名“袁晓可依”，女婿全名“刘晨”，两人既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本科同班同学，也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同学。我在对联和横批中嵌入了他俩的名字。“刘郎”，古时常借指“情郎”。
既然到了深圳，我当然要去卫星学校。卫星在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担任党总支书记、校长。我欣喜地看到，卫星已把新教育实验，特别是新生命教育的大旗插到了深圳。学校先后组织八批老师奔赴如东、海门、成都、青岛、北京等地，参与“新教育实验”的各项专题学习与研讨，学习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学校开放式图书架上，设有新教育书籍专柜，新教育有关的书籍，包括新阅读研究所推出的900种书目，凡是能买到的，都买上了，开架给师生阅读。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缔造完美教室……新教育十大行动，一个不落地开展起来。学校成立了新生命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申报立项了“中小学新生命教育专设课程研究”这样一个深圳市重大成果推广课题。新生命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我的博士生卢锋，也作为人才引进，被“挖”到卫星学校，专门从事新生命教育的研究与指导工作。
在新安中学（集团）第一实验学校，卫星让我题词，我随手写下，“放一颗新教育的卫星”，寄语卫星在新教育实验的大家庭里，用教育的理想办理想的教育，大放异彩。卫星则让我多写一幅：“做自己，做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我想，这是他给自己和他学校师生共同的勉励吧！
【附】未来因你而来——我与新教育人的故事
——自序：我们正在创造未来
作者｜朱永新
这是一本特别的书。
不仅因为这本书记录着新教育的历史，更因为书中的人物，每一个都曾经走进我的生活。所涉及到的老师，全部与新教育事业相关。
在整理这本书的过程中，这些年来新教育人的形象一一在眼前浮现，与他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情形也历历在目。心中感慨万千。
这是一本感恩之书。书中记录的一些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离开了新教育团队，一些人离开了一段时间又“归队”。虽然进进出出，来来回回，是任何伟大的机构和团队都会发生的事，但我还是感叹人才难得。一边写作，一边给其中许多人发去了“想念老朋友”的邮件。
这也是一本历史之书。对于我来说，新教育的历史是应该被记录的。否则后人也无法知道，我们这群人的处境，我们这群人的痛苦与欢乐、彷徨与坚毅，我们这代人是怎样为教育禅精竭虑、鞠躬尽瘁的 。
我特别把这本书献给李玉龙先生、何盛华校长和张勇先生的在天之灵。
当然，对于我来说，整理这些文字，其意义已经远远不是记录历史。因为，我知道，写作是真正思考的开始，记录会让我们更用心地走好后面的旅程。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人物原则上是按照他们在新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先后出场的时序排列的，但是在分类时有些人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其不同角色的出场时间不完全一致。有些文章写作的时间比较久远，有的当时是为作者的著作撰写的序言，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有新的精彩的故事，但是由于时间、精力和篇幅所限，这一次无法详细地补充新的资料了。同时，有不少特别优秀的新教育人，由于直接接触的机会不多，也未能出现在这本书中。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新教育人物，如新生命教育研究所研究所的冯建军教授、新公民教育研究所的张卓玉先生、新教育研究中心的林忠玲先生等，也没有来得及写。好在，这本书，不是新教育的光荣榜，而是我和这些新教育人之间曾经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还在不断地续写之中。
所以，我要特别把这本书献给所有的新教育同仁。现在，新教育实验已经拥有162个县级实验区，5216多所实验学校，570多万教师和学生参与。他们是新教育实验的参与者，也是新教育实验的创造者。
新教育的老朋友徐锋先生曾经说：“新教育是在给一个病人——中国教育，作一次准确的基因修复。大家从事的，是一项注定要走进历史的、伟大的、关系中国教育成败的基因修复工程……到那时，新教育也就要改名了，改名为‘中国教育’。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还要努力，还要坚持，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继续相信种子，相信岁月，继续付出青春、汗水和生命……”
是的，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地方。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投身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来。
未来，因教育而来！
朱永新
2020年7月5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