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时代的梵高，画面开始亮起来。并且他开始憧憬南下，像唐基老爹那样戴着大草帽在南法的的太阳下作画。
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渗入了点描画法、直笔画法，笔触简短轻快，甚至让人感受到空气流转的轻松感。毕沙罗对提奥说：“你哥哥的笔触，在巴黎这些用点来绘画的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何恭上先生记录下这句话之后，忍不住一句评论：“他捉住一张画的主调，色彩就飞跃起来。”
读书的时候，难免有时候会想：“如果是我，我该怎么去写？”何恭上先生身为一名出版人、编著人，职业要求应该是理性的，然而感情浓烈的时候，插入浓墨重彩的一笔，倒是让人印象极为深刻了。
感情这个东西，在梵高的画中是处处奔涌着的。
尤其是1888年2月，梵高到了他的阿尔勒，到了他实现“让画笔追逐太阳的地方”，一幅又一幅的佳作，在“他那激情的笔下一张一张地诞生。”这一时期，梵高对于生命的宝贵殊为感念。他给弟弟提奥写信：“我紧张死了，这里的树正要开花，我好想画几幅普罗旺斯的春花，那繁盛向荣的景致。”
“你知道，我在创作中大自然瞬息多变，一场雨一阵风可让大地变貌，如果我不快点捉住春光，它们不会等我。”
他给妹妹的信上说：“明年春天我还要画6幅，有大自然景色，一大片果树园开花的美妙风景。”
这一时期，他的笔下桃花盛开，麦田金黄，向日葵挥洒着黄色的光芒，张扬着强大的生命力，在他笔下狂野不羁地怒放。
梵高告诉提奥：“我并不在意自己的用色和自然的本色是否一样，只要我的色彩在画布上看上去很美丽，和自然界一样美丽……当我使用黄色创作一首交响乐时，作为基调的黄色与树叶的色彩是否一致，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梵高的画，没有人不被其中的色彩吸引，不被喷薄而出的感情震撼到。
这个时候的梵高，终于找到令他全心宁静的港湾。他也真正进入了人生的最高峰。
1888年10月，高更来到阿尔勒。
1888年12月，梵高割下自己左耳的下半部。人们都认为梵高得了精神疾病。
有两幅画，似乎可以说明高更和梵高两人的不同。
《高更的椅子》是豪华的，有手扶把背靠，青底金线的坐垫。但《梵高的椅子》木头座椅，藤编坐垫，简陋而寒酸。
1889年7月，梵高癫疯病复发，持续了五个星期。此后一段时间，他画了《北方的记忆》，回忆故乡荷兰。
1890年，梵高越来越烦躁不安，常常自语“回到北方”。这段时间，他的油画《永生之门》，画了一位安详等待死亡的老人。
我的重点其实应该落在梵高的圣雷米时代和奥维时代。我没有把握好，前面这部分太长了。
虽然梵高已被父母家庭逐离，但还是有人珍惜着他，关爱着他。除了他的弟弟提奥，出现在他画笔下的邮差鲁伦和夫人、谢嘉朵莉、嘉舍医生和女儿、哈福一家都对他非常关照。
他最后之所以放逐自己的生命，只是因为病痛的折磨吗？
1890年7月中旬，梵高的癫疯性精神障碍再次发作。此时，唯一的资助人、弟弟提奥的生活也陷入困顿。
1890年7月27日，梵高在麦田群鸦的袭击下，画完了《麦田里的乌鸦》，并用打乌鸦的枪，打死了自己。
对于死亡，梵高通过《麦田收割》有过表现。他曾经给提奥写过：“我从这个收获者身上，从为完成工作而在烈日下辛苦奋斗的人物身上，就人犹如割下的麦子这一意义而言，又看到死亡的影子。……但是这种死亡没有丝毫忧虑的成分，它是与金光闪闪的太阳一起，在明媚的阳光底下发生的。”
每次说到梵高，我想到的都是《星月夜》，那卷曲冒升的丝柏，像伸向天空是手掌，那流动旋转的星云深藏着生命的迷思，还有那奇异的月亮，是你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只属于梵高的美。
我不太喜欢《麦田里的乌鸦》，充满着狂乱，充满着绝望，充满着压力与恐慌。但那也是只属于梵高的美。
如梵高所言：
当我画一个太阳，
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
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
当我画一片麦田，
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原子正朝着
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
当我画一棵苹果树，
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
正把苹果皮撑开，
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
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要画出他滔滔的一生。
梵高的一切，不是癫狂，是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