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一个正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接到家中电报，电报只有短短四字：“母病速回。”他以为家中老母发病，便心急火燎地中断学业，奔赴家乡。
等到他赶到绍兴自家门口，却发现家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全然没有悲伤的氛围。当看到母亲从家里穿着一身大红服装喜乐呵呵地出来时，惊愕之余的他恍然明白了，这是要结婚。
这个青年姓周，名树人，后来成为享誉中外的大文豪。而他结婚的对象，名叫朱安。
他们在家人的安排下于1899年订下亲事，此时鲁迅18岁，朱安21岁。
两年后的1901年，鲁迅前往日本，直到1906年被骗回来完婚。此时，鲁迅25岁，朱安28岁。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没有上过一天学，识字也不多，虽然羡慕兄弟们可以念书识字，但是朱安还是把内心的渴望压制住，乖乖的学些女红针织，烹饪持家的活计，做大家眼里的“好人家的女子。”
父母为她取名为“安”，只希望她可以一生安宁。
她永远也忘不了童年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她被家人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佣人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裹成三寸金莲的雏形。
那是一种怎样的摧残，伴随着撕心裂肺的疼痛，她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母亲心疼却又坚定地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人，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到了上学的年纪。父亲却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好好的女孩子，读什么书，那些诗词唱曲的，没的把心念野了，只叫学堂的先生把三从四德和《列女传》这些书讲讲也就罢了。”脑海里的一个信仰，那就是做个符合礼教传统的“大家闺秀”。
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严阵以待，怕鲁迅反抗这种包办婚姻，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
当时的社会，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早已深植国人的思想，包办婚姻更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情。
留学期间，鲁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无疑是茫然失措，无法理解和接受。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原生家庭里父母的境界与格局影响子女的一生。
朱安的父母努力按各种封建教条严格培养出来的女儿，长到二十多岁的姑娘，一双脚早已定型，男方却要求放脚，无奈之中想了一个欲盖弥彰的笨主意：他们让朱安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借此讨得新郎的欢心。
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
不知道当时的朱安还是怎样一种惊慌失措，羞愧难当，更不知道当时鲁迅的心理阴影面积。
总之在众人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朱安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
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后来他们不争不吵，无情无爱终其一生，似乎在当时就已经定局。
完婚第二天，按规矩鲁迅应该带着朱安一起去祠堂拜祖，但是鲁迅却根本没提也没去，晚上独自睡进了书房。
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人的一生，能禁得起多少年的等待？朱安来说，她等一天等的太久了，从订婚等到鲁迅赴日留学，从赴日留学等到今天的完婚，却不料又是一场又一场的逃避和别离。
对于鲁迅来说，朱安算什么呢？她只是他用来在母亲面前尽孝的方式。
他说：
“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了。翌年2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
5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14年之久的生活，而这14年中的前7年多，鲁迅独居，渡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段生命。
鲁老太太终于明白包办婚姻给儿子媳妇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痛苦，他不明白，婚姻不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朱安温和贤惠，怎么就不能将就。
尽管想不通，以后，另外两个儿子，周作人、周建人的婚事，鲁老太太再不插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这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抗争真的起到了很大的效果。
1919年11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共花了3500元钱，其中一部分是向友人借的，一部分是卖掉绍兴老屋所得，其余的是自己几年来的一点积蓄。朱安在鲁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居住。
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保持着一种有形无实的夫妻关系。
按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被退回娘家，就会被认为是被“休”了，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使她处于极难堪的境地，她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有些性格软弱的女人竟会因此而自杀。
鲁迅显然是不忍把朱安推到这样一个境地的。他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谈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婚姻：
“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试想，连鲁迅这样的进步青年亦不能逃避现实的残酷，何况朱安，她能做的似乎就只有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了。
有人说，朱安嫁给鲁迅是幸运的。鲁迅是善良的，他好心为朱安考虑，给了她一生虚无的一个名分，但用一生的幸福来换取这个名分，对朱安来说代价未免太大了，她被禁锢在狭小无望的等待中耗尽一生。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他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
1923年10月鲁迅肺结核复发，朱安在旁无微不至地照顾，这段时间是她结婚17年来，唯一亲近丈夫的时光。
鲁迅病初发时菜饭不进，朱安就在厨房里把大米泡了，亲自一下一下把米砸碎，天天煮成米汁，还把鱼熬成鱼汤，端给鲁迅喝。后来鲁迅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天天给他做米粥吃；这都见于鲁迅日记。这一时期，也是鲁迅和朱安结婚以来唯一接触较多的时期。
她仿佛看到了一丝光亮，多么希望丈夫一直需要她，然而，鲁迅的病慢慢好了，他们的关系又恢复到从前，朱安一直跟着鲁迅的老母亲一起生活。夫妻之间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仅仅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婚姻关系。
朱安的手脚勤快，料理家务是把好手，而且，她能炒一手道地的绍兴菜，虽然家里有厨师，但老太太还是喜欢她炒的菜。
每当鲁迅有客人，她总是以礼相待，泡茶、弄点心，十分尽力。剩下鲁迅和她时，家里就变得冷冷清清，即使同桌吃饭也不声不响，晚上又是各回各的房里睡觉。
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
其实，她一直在想着改善与鲁迅的关系，只是与鲁迅在人格、思想各方面差距实在太大，渐渐也就没有了机会。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她的命运永远都处在等待和感动别人。
她很关心鲁迅的身体，她知道鲁迅的烟瘾很重，经常深夜听到对门房间里传来咳嗽的声音，心里也万分不好受，等到天明鲁迅走后，朱安会偷偷地看一看鲁迅留下的痰迹里的血丝有没有增加。
朱安和鲁迅很少交谈，她并不知道鲁迅爱吃什么菜，但她自有办法。她从饭菜的剩余量来判断鲁迅的口味，假使一道菜吃剩得差不多或吃光了，她就揣摩鲁迅一定喜欢吃，下次就多做一点。
朱安奉老太太之命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上衙门后，偷偷放在鲁迅床上，希望他能穿上，可鲁迅却将棉裤扔了出来。
可鲁迅对朱安又并非彻底无情，朱安生病，不知道如何去医院治疗，鲁迅扶着她的手上车，带她去看外国医生，为她治病；朱安的弟弟找不到工作，鲁迅知道了便竭力帮忙；不论生活多艰难，鲁迅也会按月给她足够的生活费，保证她的一切用度……
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
鲁迅是矛盾的，一边是反对封建社会，一边提倡新民主，偏偏自己的妻子就是包办婚姻的产物，然而，却没有还手的余地。
离婚，朱安何以承受？不离婚，自己又何尝不痛苦？一方面要忠诚于良心，一方面要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处于道德与爱情之间的鲁迅，恐怕也只能选择这个折中的办法。
从嫁给鲁迅的那天起，她就注定了孤独。生命中曾出现几个扭转命运的机会，可幼时的教育和社会的风气让她安守现状。这是她的悲哀，也是鲁迅一生无法爱她的终极缘由。
鲁迅给过朱安离开的机会，曾经劝她选择作为周家义女出嫁，而且从未占有她，但是朱安都拒绝了。宁愿慢慢的死亡、沉沦，也不愿意激烈的反抗命运的折磨，她拒绝了所有的生路，带着鲁迅沉沦在不幸婚姻的地狱里。
鲁讯有鲁迅的做法，朱安不做任何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当能力不足时，她宁愿一直待在一个不适合的环境中，哪怕是步步艰难，过着身心俱疲、暗无天日的日子，也不愿离开熟悉的地方。
朱安选择坚守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时代，与家人，与自己都必然会有非常巨大的关系，但我始终认为，与自己的关系要更多一点，自己始终掌握着自己大部分的命运。
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
朱安曾说：“大先生待我是极好的，我们从未吵过架。许先生也是好人，她懂得我。”她哪里明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夫妻争吵，它是婚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
周老太太埋怨朱安不能为他生个孙子，朱安委屈地说：“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还有一次，鲁老太太寿诞，家里请了些宾客家宴。开席之前，朱安穿戴整齐走了出来，跪在亲友面前，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我的后半生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罢，叩了头，退回房中。
鲁迅对朱安的这次“突然袭击”很不以为然，对朋友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细细品味，鲁迅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一个旧式女子， 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博得同情，更让鲁迅讨厌，而对朱安，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抗争了。
饱尝了孤独、凄楚、绝望之后，朱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她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地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多么精彩的一个比喻！它概括了朱安的一生，那么传神，那么一针见血！宿命般的长叹，即使隔了半个多世纪的时空，我依然可以感觉到那份挥之不去的悲凉。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
鲁迅逝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
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朱安忍痛将鲁瑞喂养了十几年的黄黑色大花猫，蒙了双眼，带到崇文门外放走了。
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
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后，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
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
这一声呐喊，该是她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和心酸，又是走到了何种艰难的境地，才隐去了一贯柔顺的性子，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后，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她也分文未取；有人想用钱交换鲁迅先生的遗作，她皆当场“逊谢不收”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
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1947年6月29日，69岁的朱安在北京病逝了，她临死前虽然很虚弱，但是十分清醒，一一列出了她办后事要穿的衣服清单，人生的最后一刻，她表现得出乎寻常的郑重细致，逝世前，她还将两块衣料送给许广平作纪念。
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的墓旁，但她未能如愿，朱安被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她象未曾存在过一样消失了。她在北京度过了28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她的囊括了一代旧式妇女的命运写真。
朱安去世后一年，许广平在一篇散文里写道：“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自此，她的名字才被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