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枚
朱安，这个名字许多人听到都会感到惋惜，倘若不是因为鲁迅，那她就是当时旧社会一个普通极了的女人，没有人会侧目于她，但她偏偏是鲁迅先生的原配夫人，却也是一位悲苦的女人，她和鲁迅的婚姻之路像极了胡适与江冬秀，然而，她却没有江冬秀那样的好运气和魄力，终究在这场婚姻中退下阵来，最后孤独的老去。
一九零六年的夏天，烈日当照，日本仙台的夏季让人甚是燥热难奈，这时的鲁迅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老家的电报：
“ 母病速归。”
寥寥几字，却让鲁迅心中顿时紧张，焦虑笼罩在他的心间，母亲那苍老的容颜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他的眼前，至此他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焦虑，于是匆匆回到了绍兴的老家。
然而，他看到的不是家中弥漫的悲伤之情，不是家人的抽搐哭泣，而是欢天喜地的热闹非凡，搭舞台贴窗纸，家人忙里忙外嗨的不亦乐乎。看着眼前这喜庆的一切，鲁迅明白了，自己被坑了。
他知道家里急着把他骗回来是干嘛，早些时候家里就给他说了一门亲事，那时候的他还在南京念书，鲁迅一直拖着家里一直催着，尽管鲁迅反复说了还是让那位姑娘另嫁人为好，但如今看来自己是逃不过了。
看着家里人忙前忙后，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看着母亲见到自己到来的欢喜之情，他顿时没了脾气，既然木已成舟，那只能接受，鲁迅对自己的母亲是很看重的，连笔名都是取自母亲的姓。面对这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一切，鲁迅和胡适发出同样的感慨：这是母亲送的苦涩的礼物。
这位姑娘就是朱安，她出身平常只因周家老太太见其听话脾气温顺才有意谈亲，在绍兴老家亲戚们都称朱安为安姑，按年龄算她还比鲁迅大上三岁。这场婚姻对于她来说，这位周家的少爷自然是欢喜中意的，也就没得说了。
1906年7月6日，鲁迅与从未谋面的朱安成婚，这注定是一场无情无爱的婚姻。
这一切，才刚开始。
婚礼上的鲁迅不吵不闹，乖乖的走完了所有的婚礼流程，装了一条假辫子，穿上了新郎服，这可把家里人惊着了，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严阵以待的，要知道这位大少爷是留过洋啃过黄油面包的，哪会这么乖乖就范居然不反抗，之前还生怕他会闹个天翻地覆，然而鲁迅的顺从让大家颇为失望。
从知道真相的那一刻起就已心如死灰，又何必挣扎坏了大家的兴致。
想必这就是鲁迅当时的心境吧。
为了这场婚礼，朱安的娘家人也是费心费力，知道鲁迅不喜欢缠足的小脚女人，所以在上花轿之前给朱安换了一双大的绣花鞋，为了能穿的合脚往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然后在花轿到的时候，由于花轿比较高朱安一时踏空，脚没踩到地面绣花鞋却掉了出来，这下就露陷了，小脚也就暴露了出来，这让迎亲的鲁迅看到甚为尴尬。
当时也管不了这么多，周家老太太只希望赶紧完婚，了却一桩心愿。
慌乱之中绣花鞋还是穿回了朱安的脚上，看着新娘从花轿里走了出来，矮小的身材，松垮的新娘服，一切显得是那样不和谐，在揭开新娘那红色的头盖，看到她面目的时候，鲁迅第一次见到了朱安的面容，此前他从未见过。脸型修长，面色黄白，上额突出，下颏尖，鲁迅看完心里估计崩溃了，以前在媒妁之言的时候听闻新娘的确不怎么漂亮，但具体看到又想着自己往后要与她同床共度余生，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洞房花烛夜的时候，鲁迅没有越雷池半步，没有任何行为，碰都没碰朱安，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身旁的朱安多次轻轻的说：睡吧。
然而，他只有沉默。
“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说出这句话的鲁迅，心中是有多少苦涩。
对于朱安，这又何尝不是痛苦和折磨呢。
天亮之后，鲁迅便早早起床，仿佛身边的这个女人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第二天第三天他都是在母亲的房中看书到深夜，然后静静的睡去。
孤独落寞的朱安在新房中流着眼泪，这种滋味想必只有张幼仪能懂。
她也会做着各种的揣测，她也会为自己的往后生活做出设定。
这一切，都让她不知所措，深深绝望。
那种自责、孤独无助笼罩着这位新娘。
第四天，鲁迅便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
1909年8月，鲁迅结束了自己的日本留学生涯归国，先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后来回到了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绍兴文理学院前身，即将改名绍兴大学），然而鲁迅的归来并没有改变他与朱安之间的距离，哪怕是那段时间鲁迅人在绍兴，但他很多时候是住在学校，哪怕是回家也是蜻蜓点水一般，刻意与朱安保持着距离。他和朱安依旧是路人，两个之间隔着无限的距离感，朱安就像周家的佣人，勤勤恳恳的尽着妇人的本分，鲁迅也不打不凶不赶不骂，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
1912年初，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后来随着临时政府前往北平，鲁迅也孤身一人前往赴任，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在北平的生活。朱安只能留在绍兴老家，照顾周家老太太，这段时间长达七年，直到1919年鲁迅把她们接到了北平，他们的生活才又开始有了交集。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鲁迅把自己沉浸在浩瀚的书海，让自己忘却这些世俗的烦心事，虽有苦闷却也快活，1919年11月，鲁迅才在北京置了一套院子，共花了三千五百元钱，来源主要是他还向朋友借了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和卖了老家房子凑起来的，其实当时鲁迅的薪水是非常可观的，不过后来教育部经常拖欠薪水导致鲁迅还时常借钱度日，这也让他脾气暴躁了不少。
住在了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一个三进院，分为内中外三院，内院住了两个兄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中院留给了母亲和妻子朱安，而鲁迅自己则住在了外院，按理说一大家的人住在一起应该其乐融融，感情融洽，然而并不是，鲁迅对待朱安的态度没有什么改变，依旧冷漠，两人不同房不同聊，平日里除了必要的交流以外听不到任何的亲密交谈，更谈不上夫妻之间的情趣依偎，鲁迅还时常冲朱安发脾气，嫌她做的饭菜不合口，缝的衣服不合身，反正就是怎么闹腾怎么来。
当你厌恶一个人，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哪怕是出现在视线里，什么都不做，都是错。
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发生矛盾，兄弟从此不再往来，这也是一团乱事，主要是关于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与鲁迅之间的一些生活矛盾，这里不详叙述。后来鲁迅问朱安是愿意回娘家还是跟着自己搬出，朱安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辗转他们又住到了砖塔胡同二十一号，关于这部分的生活记忆主要是他们家当时的邻居俞家人写的比较多，特别是俞家三姐妹中的俞芳披露的更为详细。
“ 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
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
在砖塔胡同的日子，鲁迅和朱安依旧是分开居住，家里的钱财交由朱安打理，有时候周老太太会来小住几日，但大部分时间两人还是大眼瞪小眼，各过各的，连换洗衣服都是用两个不同的箱子来表达，鲁迅把要换洗的衣服放到箱子上，朱安洗好后放到另一个箱子，鲁迅就知道洗好了然后拿去穿。还真是能不哔哔就不哔哔，心塞。
尽管鲁迅这样冷漠的对待朱安，但她还是很关心鲁迅的身体，她知道鲁迅的烟瘾很重，经常深夜听到对门房间里传来咳嗽的声音，心里也万分不好受，等到天明鲁迅走后，朱安会偷偷地看一看鲁迅留下的痰迹里的血丝有没有增加。
朱安是成长在旧社会的家庭，不懂得何为民主何为女性独立，只知道从嫁入周家的那天起，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无论鲁迅如何冷落她，她依旧勤俭持家，洗衣做饭，她亲切的称鲁迅为大先生，生怕越了他心中的界，一切都那样的小心翼翼，虽说鲁迅对朱安冷漠，但当朱安身体不适的时候，鲁迅还是会雇人力车送她到医院，还扶着她上下车带她去看病。
“ 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
没有争吵才最可怕，因为，心死了也就懒得吵了。
冷漠，最是伤人心。
他们在砖塔胡同的住处算是借住，算不得自己的房子，自然有些不自在，后来鲁迅咬咬牙置了一套房子，属于他自己的房子，于是在1924年的5月，鲁迅和朱安就住进了阜成胡同二十一号，后来把周老太太接来居住，这样算是给孤独的朱安带来了一丝慰藉。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中国的男女大多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地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或许，你会为朱安打抱不平，甚至觉得鲁迅太过残忍，既然不爱，又何必要这样把朱安留在周家，给她这样的无爱的痛苦，可以选择把她送回老家另嫁或者其他自由的方式。其实这个问题那时候鲁迅身边就有不少的朋友出过主意，但鲁迅都没有接受，思量估计主要有两点：
一：旧社会的女子如果被夫家送回娘家，那就意味着丧失了再嫁的可能，会被旁人认为是没有尽到义务被夫家抛弃了的，是没有人家敢再娶的。
二：哪怕回了娘家，也是有失颜面的事情，在族人面前会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丝毫没有地位，又谈何生存。
三：鲁迅很明白朱安的不幸不是他能控制的，朱安没错是自己当时软弱，良心上是无法责备于她，甚至还深深怀有愧疚。
朱安自己也是不会选择远离鲁迅的，无论自己在周家是何地位，鲁迅如何待她，她认定了的，就不会改变。当然，鲁迅也不会为了体谅朱安而封闭自己的感情世界，他像一只放飞的鸟，在无际的天空寻找自己的那份爱，直到他认识了许广平。
那是1925年的3月。
初春时节，春意盎然。
那一年，鲁迅四十五岁，许广平二十七岁。
直到1926年8月，鲁迅决定与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定居，往后也并未结婚。当时的朱安也没有表示反对，她尊重大先生的选择，只留下她和周老太太在北京，朱安一直照顾着她，直到1943年周老太太去世，此后，北京，只剩朱安一人孤苦的生活着。
三年后的1929年，鲁迅与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世，听闻消息的朱安高兴不已，虽然自己此生未能给大先生留下子嗣，但听闻心中难免欢喜，她也把周海婴当做自己的儿子来看待，这样自己死后，总有个人能给自己烧点纸，这也算得是个念想。
“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很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
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晚年的朱安明白了自己的这一生，明白她与鲁迅相行了一辈子，也只能是平行线，此生没有相交的可能，她终其一生，都不会是那个与鲁迅对饮畅谈的女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消息传回北京，听闻之后的朱安悲痛不已，几次想要南下给大先生料理后事，毕竟她是正室。然而事与愿为，当时周老太太已经年逾八十，身体也一直不好，需要朱安的陪伴和照顾。最后朱安选择在南屋给鲁迅设置了灵堂，为鲁迅先生守灵，南屋曾经是鲁迅的书房，有鲁迅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
“ 她穿着白鞋白袜，并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眼泪盈眶，哀痛之意流露无遗 ”。
鲁迅逝世后，朱安的生活成了问题，以前都是有鲁迅照顾接济，如今斯人已逝，朱安的生活费用则由许广平接济，每月汇款至北京。关于这点朱安甚是感激，当时也有很多鲁迅生前的好友们表示愿意接济朱安的生活，但她都拒绝了，其中包括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因为她知道兄弟两人之间的关系闹僵了。
“ 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
但面对战争的动荡和物价飞涨，原定的那些抚养费显得杯水车薪还时常中断，所以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只能吃点窝窝头，青菜寡汤，然后自己做点腌菜。这导致晚年朱安只能卖掉一些鲁迅的藏书，勉强度日，但这引起了许广平和鲁迅生前好友的警觉，所以在1944年的时候，按照许广平的委托，鲁迅的学生宋琳带着从上海赶来的唐弢与刘哲民，一同去拜访朱安，希望能妥善的保管这些遗物，但朱安一时情绪激动的说道：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这句话真是如刀一般割在每个人的心房，字字珠玑，最后在旁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服下，特别是朱安知道许广平在上海受到的严刑拷打之后，心就软了下来，此后也就不提卖藏书之事了，同时还把这些遗物的继承权全部交给了周海婴。
1946年10月，许广平为了整理鲁迅的文稿来到了朱安的住处，这离鲁迅离开已经二十年，许广平见到了风烛残年的朱安，朱安也望着许广平，两人竟也说不出话了。
二十年，是非恩怨早已在时光里被磨平。
二十年，斯人已逝留得回忆又何必耿怀。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的住处孤独的去世，前一天的时候，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那时的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道：
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
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
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最后事与愿违，朱安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的一片私地，没有墓碑没有题字，仿佛这个世界，她不曾来过。
朱安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如她自己说：鲁迅与她不好，她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
然而一切都不会好，只会越走越远，她就这样在岁月中蹉跎了自己，就像那只蜗牛，一点一点的往上爬，她相信总有一天能爬到墙顶，走进鲁迅的心里，但鲁迅终究不是胡适，朱安也不是江冬秀，她的顺从和坚守让她失去了逆袭的土壤，鲁迅要的是白玫瑰，而她拼尽余生的力气，终究也没能成为他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爱一个人是很卑微很卑微的，低到尘埃里，或是固执的开了花，或是被对方扬了沙。不明不白，不怨不哀。旧社会的朱安，坚守得让人觉得可爱，也悲痛得让人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