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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的 " 风流 " 人格既不全在精神的潇洒，也不全在其事功的显赫；既非全在于 " 出 " ，也非全在于 " 处 " ；既非全属于儒，也非全属于道；而是在于其对于出处、儒遒、内圣外王的统一与超越。

谢安在四十岁的时候，迫于当时朝廷政治力量的平衡及其弟谢万被废为庶人后谢氏家族 " 门户中衰 " 的压力，终于在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当政的时候千呼万唤始出来。谢安先任桓温的司马，不久，因其弟谢万之死 " 投笺求归 " ，改任吴兴太守。

" 风流 " 题目举止潇洒、超逸、雅致的名士精神风度或代表具有这一精神风度的名士本身，便成为魏晋玄学时代清谈的基本风尚与内容。

风流是一种美 " ，一种人格美，要具有 " 风流 " 品格，首要的一点是要具有 " 真性情 " ，即所谓 " 是真名士自风流 " 。

真的性情是从个体人格生命的极根源处而来的，因而是与宇宙的本体 " 道 " 、 " 玄 " 、 " 无 " 同体的，也就是至善至美的。在这样的人格美境界里，人已经泯灭了是非、彼此、物我等一切差别，达到了 " 天地万物吾一体 " 的 " 天地境界 " ，自然能无往而不美，能做到 " 人生无处不风流 " 了。

魏晋玄学人格美思想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实现性情、有无、形神、名教与自然和谐统一，并最终达到与道同一的美的人格或人格美的境界，这就是 " 圣人 " 、 " 至人 " 、 " 神人 " 、 " 达人 " 或 " 君子 " 型的人格。

东晋的玄释结合标志着玄学理论发展的终结，但是东晋士人，特别是会稽的名士群体，他们的人生情趣，人生态度，虽然已经渗入了崇尚虚寂的人生旨趣，追求宁静的精神境界；但是，玄风的色彩还相当浓厚。他们追求自然适情，追求闲适，他们清谈，等等。他们的人生目的，显然还是玄学思潮的产物。

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与人生目的，自从玄风起来之后，以迄东晋名士，一直没有能够成为实践的人生。人们事实上都没有能做到委运任化，也未能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把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付诸实践，并且常常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的，是陶渊明。并非玄学名士的陶渊明实践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与达到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人生境界，依靠的不是玄学的理论力量，而是借助于儒学与佛学。

这样的心境，是只有在领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生机乃是自己生命的最好安归之所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的。他实在是完全融入自然中去了，一切都生生不息，都自乐自得地存在着

帮助他摆脱世俗情结的纠缠的，除了儒家守固穷的思想力量之外，还有佛家般若思想的影响。一念心寂万境皆虚，一切世间种种相，既虚幻不实，则不如意事之烦恼便也自行消解。

他有世俗的种种纠结，但他安于贫穷，他用儒家的固穷的思想，用般若的万有皆空的思想，摆脱了世俗的种种纠结，走向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玄学人生观没有具备实践性的品格。玄学人生观最主要之点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与物我泯一的人生境界，不解决好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就不能实现。只强调自我，强调性之自然，一到面对矛盾纠结的现实人生，便寸步难行了。玄学思潮起来之后，从嵇康阮籍到西晋名士到东晋名士，他们都在寻找玄学人生观的种种实现方式。

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风度，确切地说，是一种文人的反常风度，其外在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反常。所谓反常，主要是反两汉以来社会普遍认同的儒家纲常伦理、礼仪名教那一套行为规范之 " 常 " 。魏晋文人极其辛辣地嘲讽了守常的君子风度，最形象而畅快的说法是阮籍《大人先生传》的虱子之论。

魏晋文人以 " 裸体醉饮 " 的狂欢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常风度，其意义不仅仅是 " 越名教而任自然 " ，它的更深层的意义是揭示文明或 " 正常 " 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限制、压抑和改造。本来，穿衣服、羞耻心等人的正常行为都是文明化所造成的 " 正常 " ，一旦这种 " 正常 " 变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改变后，人也就遭遇到另一种 " 异化 " 。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服饰、举止、言谈等行为方式有很详细、很正常、很文明的规范，魏晋文人的裸体、醉饮、狂欢，却对此构成大胆的讽刺和猛烈的冲击。应该说，魏晋文人这种反常风度，虽不无故作怪异之嫌，但没有所谓正人君子的虚伪和猥琐。

魏晋人学驴叫，也蔚然成风，最有名的就是《世说新语' 伤逝》中记载的一则故事。在文学家王粲的葬礼上，魏文帝对一同来送葬的人说：" 王粲生前喜欢学驴叫，大家都各自学一声驴叫送送他。" 于是整个墓地响起一片驴叫声。好不热闹！好不别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为死人送葬是极庄严肃穆的，儒家对丧葬有一大套繁文缛礼的规定，但魏晋文人，由皇帝带头，以模仿驴叫的反常方式来为死者送行，寄托对死者的哀思。我以为这正是对死者最大的尊重，也是魏晋风度可爱之处。反常反到丧葬上，可谓反常到极顶。

这是一个动乱而黑暗、迷惘而绝望的时代，名士们慑于统治者的淫威，苟全性命于乱世，讲自己不想讲的话，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心灵完全被扭曲了。这就是 " 魏晋风度 " 。

第二种是饮酒与服药，麻醉自我以求解脱。魏晋名士的饮酒没有一点诗意，而是为了躲避政治灾祸，阮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司马昭之子要迎娶他的女儿，阮籍极不愿意，又不能公开拒绝，于是乎大醉六十日，使得司马昭无从开口，又不能把他处死。他为了避免在政治上表态，经常酩酊大醉。钟会多次用敏感的时事话题询问，企图抓住把柄，都是由于阮籍 " 酣醉 " ，无功而返。

汉朝的经学弊端丛生，一是沉迷于烦琐的传注，二是经生只知墨守家法，只以师传之说为标准，三是迷信谶纬，使经学神秘主义化。三者的共性是拘泥，是僵化，是教条。这样的经学，在动乱的时代，毫无可取之处，既不能治国安邦，又不能消灾避祸。人们纷纷寻求代替它的东西，于是出现了用道家思想诠释儒家经典的怪现象，儒道合流，形成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 玄学。

不过，在原始儒家的经典中，孝道是出于人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而在汉代的实际生活中，孝行逐渐变成一套可以操作的仪式与程序，强调以礼抑情，且十分严格，甚至损害和扭曲人们的感情，但压制得过头，必然与人性相悖，导致虚伪的情况常常出现，从而在根本上消解了儒家孝道的神圣性

儒家礼法原本也讲究情感，居丧守孝过程中的种种行为应当出于真诚的" 哀戚之情" ，是情感的自觉，而非迫于外在礼仪的压力。居丧守孝期间虽食肉饮酒，但只要不是为了感官享乐，虽食之而" 毁容" ，那就无须顾忌。对一般人来说，如何真正做到" 食旨不甘" 、" 味不存口" ，以致真正" 毁容" ，其中的分寸是颇难把握的。戴良的这番言行，也同样有刻意曲解儒家经典的目的。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自汉末至魏晋之际，即从戴良到阮籍，他们的 " 倨傲 " 是有内涵的，其目的在于反抗僵化的陈腐礼法。不过，后来学之者，则往往东施效颦，附庸风雅，无病呻吟。

汉末的" 党锢之祸" 使清议力量受到沉重打击，汉末清议开始转向为魏晋的清谈。清议的价值取向是政治性、现实性，而清谈则是哲学。它离开现实政治，追慕玄远。从" 清议" 到" 清谈" 是一种避实就虚的转变。首开清谈之风的是魏晋的何晏、王弼，因为他们的学术活动主要在魏正始年间，因之史称" 正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