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不满六岁，如果社会正常，小学毕业应该是1968年。

可是1966年开始了一场后来被认定为错误的运动，专拿历史和文化说事，我的小学生涯就生出了许多乱象。先是不读书，跟着大大小小的人参加各种批判会，跳一种动作简单，类似宗教仪式的舞蹈。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一夜之间成为全体学生的斗争对象。然后运动扩大，凡是家庭出身名门，或者家里、亲属之间有地主、资本家出身，有海外，台湾亲戚的老师一律靠边站。老师不上课，学生不学习，一直延续到1969年才开始好转，叫＂复课闹革命＂。

我先是跟着母亲，到她下放的一个村小读书。殊不知村小搖身一变，成了戴帽子的中学和小学，老师仍然是过去的小学教师，教室也没变。母亲觉得有点误人子弟，写了封信让我去乐山二中。

接侍我的老师是母亲师范学校的同学，那时候老师们在大成殿集中办公，以前供奉的圣人弟子像早已荡然无存，几十根巍然耸立的大立柱，据说是名贵的楠木，自然地把办公桌分开来。说学校按军事化分年级，老三届的学生在一连二连，象我这样年纪的应该在三连。于是我成了三连十九排七十二位学生中的一员，教室在大成殿左则末梢，过去供奉孔子弟子们的侧殿。

乐山的孔庙又叫文庙，初建于唐代武德年间，历朝历代又有缮葺。现在的房屋结构来自于明清，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供奉圣人孔子及其弟子的殿堂。到了1938年4月，武汉大学背井离开珞珈山，校本部就设在乐山文庙，东西两侧成了中文系和外文系的课堂。民国著名教授朱光潜、叶圣陶、杨东莼、苏雪林等先生们的身影在这里穿行。

许多年以后，当年在武大外文系求学的齐邦媛在《巨流河》一书中感慨，即使到了国破山河在的岁月，教育也是不能放弃的事情。教授杨端六的女儿不愿意读书，想去投身革命，杨教授语重心长对女儿说：＂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辨对与不对？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么训练？＂

抗日战争开创了孔庙办学的历史，据杨蜀洲《乐山文庙琐谈》，1946年春天，武汉大学复员回武昌以后，乐山男子中学也从关庙毛锅厂迁回乐山，占据文庙办学，直到更名为乐山三中迁至关帝庙。

乐山二中的前身，是乐山县立女子中学。县女中自建校起至建国初，校址在过去的桂华寺。因为军分区扩建需要，于是改名为乐山二中，男女混校，迁至文庙办学。

文庙这块土地诞生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但是文化革命已经把安静的文庙闹翻了，孔子被打翻在地，踏上了数万双脚，偌大的庙堂，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了。

我进了乐山二中三连十九排，学校仅开设了两门课程，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已经撒野惯了的学生，到上课了仍然有人走动。班上同学大部分是新建小学过来的，彼此很熟悉。老师在讲台上背对学生写黑板书，就有学生趁机往老师背上扔粉笔泥土，一旦打中，还自鸣得意，扮鬼脸引得满堂大笑。更搞笑的是教室墙外就是同学的家，有人就把墙壁掏空，用几块木板做个假墙，到了上课时间，如果不想听老师讲课，就悄悄弯腰从墙洞逃走。待老师写完板书转过身来，一扶眼镜，发现原来坐满教室的同学顿时减少了一半⋯⋯。

看来，平常的教育已经压不下一颗撒野的心。

对于治乱平乱，我们是有一整套的办法。比如1957年4月，上面号召各行各业的秀才能人对我们的生活提出改进建议，保证虚心接受，过了几十天，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乐山县直机关＂反右＂以后，在二峨山海拔两千多米的跑马坪建了一个干部农场，把右派和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统统请去山上劳动，纯洁思想，整顿作风。《乐山文史资料选辑》，一个叫石瓜的人回忆：

鼎盛时期，二峨山干部农场接纳了近七百名各种类型的人员。他们修屋建礼堂，开荒种地，因为条件太艰苦，种下去的东西收不回来，干部们吃不饱饭，大量的人生病，连派人去沙湾、九里搬运口粮都没有人可去。到了1962年秋，二峨山干部农场撤销迁至乐山城郊泥溪河。二峨山农场先是移交给公安部门做劳教农场，后来又移交给二峨山林业中学。始终是条件太艰苦，农场一直倒死不活。

也不晓得是谁出的馊主意，这个条件艰苦，长草长竹就是不长粮食的二峨山农场，交给了乐山二中去经营。二中把所有存在历史问题的老师，包括毕业于名校，参加过抗日远征军的英雄教师，统统赶去二峨山农场安营扎寨，然后把一连，二连，三连共十九个排，千多名学生轮流派去山上劳动，美其名曰，上农业基础课，这其实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步操练。

知道学校要组织我们上山劳动，我还有点高兴，因为我的父亲原来在大佛寺荣军学校党办工作，学校被精简与成都荣校合并后，剩余人员统统拉上二峨山农场整风，多年以后，十二三岁的儿子也踏着父亲的脚印上山劳动。

二中联系了几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送到沙湾，沙湾很小，就一条街。我们先去粮站背米，背菜，农场山高路险，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够吃。一下去那么多张嘴，每去一批学生都要背米买菜上山。背米的袋子就用男女生的长裤，裤脚用绳子拴住，装好米后裤腰处一扎，扛在颈上。蔬菜都是萝卜白菜，也用裤子装扎扛肩上，沿着陈大沟爬上李子坪，直到傍晚我们才到，好像是秋天，寒气重了。

山高气候寒冷，山里的农作物要比山下的迟熟。农场有人常年住在那里，都是些存在各种问题的老师，我们出发的时候，学校领导特别交代，让我们不要去理他们，说是怕带坏了下一代。我们班有个女生的父亲就在农场劳动，因为参加过远征军打鬼子，反复批斗后不准执鞭教书，流放二峨山达两年之久。

农场最匪夷所思的地方是有一间很大的礼堂，等我长大以后走了许多地方，才知道礼堂是革命的特色，是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需要，自我批评需要，斗争大会更离不开。礼堂产生一种气场，领导坐在上面感觉威风八面，被批判的对象一旦站在上面，面对举起手臂高呼口号的革命群众，就会吓出尿来。

我们去收玉米，男同学满山遍野去扳玉米，有同学不小心惹了野蜂，大半个脸都肿了。女同学就坐在礼堂的主席台上，把玉米放在两条板凳中间用棍子打，下雨的时候我们也干同样的活。上午雾气太重，我们就在老师的组织下，装模作样在男生宿舍上文化课。如果是春天，满山遍野去掰竹笋，回乐山的时候，个个同学的书包都装满了新鲜的竹笋。

二峨山农场经常被云雾笼罩，有时候看见白雾如絮飘进礼堂，我在心里想，这些云雾它们见过我的父亲吗？父亲从二峨山农场整风结束，分配到青海工作，家里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每次问父亲的模样，母亲总是说我长得很像父亲。这倒是真的，乐山城里还留下父亲的战友和同事，他们都说像。有时候我想父亲，就拿镜子自己看看。十多年前，大佛寺荣军学校撤销，我父亲他们都集中到二峨山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整风。现在我又来了，人生的命运有时会惊人的相似。

每次上山劳动，都要呆一二十天，期间还要下山背两次米和蔬菜。每回爬到一个叫老鹰岩的地方，那里视野开阔，站在高处往下看，大渡河像一飘带，乐山笼罩在烟雾中。听说到了晚上天气好时，可以看见九里的灯光和远方乐山城的光墙。二峨山农场我去过两次，似乎没个完。我母亲觉得这样下去学不到什么东西，有点沉不住气了，又想办法把我转到乐山一中。一中也有农场，就在竹公溪边上的尖子山，这是后话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