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正看到王安石变法这一段。看的非常艰涩，很难弄懂王安石变法中的各项背景，人员关系。于是看了一些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其他书籍。
林语堂是非常崇拜苏东坡的，余杰说这本书是“一个赤子写另外一个赤子！”，所以对于与苏东坡政治立场相反的王安石非常厌恶。但是林语堂对王安石的评价之低，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从王安石个人生活习惯到性格怪癖，一一批判。他林语堂在书中说：“一场变法的利弊最终取决对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否起到积极作用还是负作用。”只是，在短时间内看一场变法对人民生活品质的影响来评价一场变法的成败有点狭隘。
另一个对王安石评价截然相反的是梁启超，他对王安石推崇备至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悠悠千年，间生伟人”。作为“戊戌变法”的发起人之一，我能理解梁启超对王安石惺惺相惜。
支持王安石的人主要神宗皇帝及王的家族。血气方刚的皇帝需要一个有勇气、愿担当，敢于破坏即得利益的人，于是找到的王安石。后代中陆九渊、王阳明、龚自珍、梁启超、胡适等。陆九渊是江西人，在“乡贤”的优良传统的时代，他为同乡的“乡贤”鸣冤。王阳明与陆九渊同属“心”学派，所以他也支持王安石。龚自珍、梁启超是近代的先觉者，“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王安石是被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的思维发生变化。胡适说：“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反对王安石的人，在同时代有苏马光、包拯、苏洵等，其中苏洵尤为甚：“王安石为国家之大害”。他们保守派反对的理由是因为变法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后代中反对有程颐兄弟、朱熹、顾炎武等，他们不能接受王安石的理由，认为王安石的趋利逐义，大讲经济之道，这不符合儒家一贯的推崇。朱熹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所谓“聚敛害民”；他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所谓“剥民兴利”。除此之外，朱熹与推崇王安石的陆九渊在学理上有巨大分歧。陆是“心”学的创始人，朱主张程朱理学。贺麟先生曾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所以，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陆九渊、王阳明则拥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
而苏轼恰恰前期非常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不乏有父亲苏洵的执见。其后历任地方官员，目睹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后，转而支持新法。只是苏轼不满变法那迅速猛烈的进程。
也许对于与王安石同处一时代的人来说，性格怪癖的王安石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但是时间走到今天，王安石变法被吴晓波称为：帝制时期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但凡伟人总有各种“特色”，或性格怪癖或生活习惯有某种严重“瘾”。从不喝酒，不吸烟，诗歌素食主义者，除了在军事会议上，从不发火的人是希特勒。
以前评价一个人，总说“盖棺论定”。同时代的人有各自政治立场、情感纠葛。而“盖棺”之后，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时代局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各自有自己的观点。“浮云遮望眼”的事情时常发生。
诚然，我还是不太理解王安石。只是我越发的会用辩证的方法看待他。
（对于支持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两派人员，较多参考解玺璋 的《 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